今天在民国长芦盐区南部匪情及私盐运贩调查(一)、芦台22场：清至民国的静海衰落、海河南岸匪患与“北宁路内卷”、津保内河航线史基础上笔者对海河南海岸匪患及私盐问题做一个汇总整理。

宋哲元

宋哲元氏设立新海县（新海设治局）即缘于津南鲁北一带的匪患、私盐情势汹涌，而在宋哲元之前北洋政府时期其实也早已通过“长芦缉私营”（或曰“场警”）的形式进行治安，但是收效甚微，以致在小站、咸水沽都出现了愈发膨胀的土匪如李秀成部、窦同义部等。长芦缉私营的失败其原因有如下两点：

A.治安兵力配置不当。首先部署地不靠近粮村，无法驻扎足额兵力，往往仅能驻防一两棚兵力，比较极端的仅能驻扎半棚，对于人左右的武装劫掠或者运私盐的土匪根本无力追击，只能放行；其次，不抓重点。匪患最为猖獗的海河南海岸至无棣县和唐山南堡一带都不是驻防重心，兵力反而集中在塘沽、北塘及天津城内，以有限之兵力遏制无限之私盐商贩、以有限之兵力主力驻防正规军亦驻防之干道、大城镇，此二失也；再次，不集中优势兵力反而广撒网，根本不能在武装土匪面前形成优势。整个邓沽以南防区总共有98人，结果每个驻防点位平均不到1棚兵，人规模的持枪匪帮根本无力拦截。

B.长芦盐场南部结构性贫困。盐场贫困实际上就是盐销不佳。要么是盐产量、盐质量不佳，要么是成本市场竞争力劣势。海河南北都是温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无大差异，而且南部纬度低，日照条件更好，盐产能力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不会劣于北部，甚至还有一定的优势，所以盐品本身不会出什么大问题。那么只能从其他角度考虑，市场竞争力除了产品质量之外，主要体现在价格上。在南部北部盐品质量无异的情况下，运价在产品销售中成为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的差别是巨大的：北岸有连接北塘、塘沽、天津和唐山的北宁路（京奉铁路，又称平奉铁路、京山铁路），而南岸则一片荒芜。，只有静海南运河一线有津浦铁路，渤海沿岸毫无现代交通建设。

运价、运速共同构成的运效，对近现代商业运输十分重要。低运价意味着成本低，而高运速意味着同样的时间空间内能创造更多批次的市场供应窗口，也就扩大了商机。连接着京津等华北大城市和塘沽这样的重要商港的北宁铁路将北岸对南岸的交易成本优势以指数级扩大，加速了南岸竞争力的下滑。

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铁路只在北岸修而不在南岸修？铁路作为现代交通，虽然有很多是不计成本的罗斯福新政式的开发，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商业铁路都会考虑两个问题——修筑成本和建成后的收益预期。北宁铁路如此修筑正好符合这两个标准，第一，海河-北塘地区本身就依托大运河和盐运而运力发达，脚力、船力供应丰沛，铁路修筑原料运输运价低；第二，运输需求旺盛。天津临近京畿和长芦盐区，居民亦多，客流量、货运量大，运输需求高，铁路修成后肯定能盈利。

第一条“运价低”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第一，交通（水运便利）。蓟运河、直沽（海河）、白河、永定河、大运河均汇于津沽北部；第二，天津市自明清两朝以来就是北方商业中心之一；第三，天津（府）的盐政转运需求大。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需要进一步展开分析。现将这一逻辑形成梳理如下：

从日常运行上说，滨海土地盐碱，且常有海浸和永定河、大清河、滏阳河等海河水系直流多、流量大而干流少且短（“肚大嘴小”）造成的结构性水灾，无法稳定种植、产出主粮，所以一般灶户盐工皆依赖内陆粮产稳定的州县；另一方面，中国历朝历代都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尤其是嘉靖朝创立“引岸专商制度”之前，封建王朝奉行赚取中间价的垄断中间商环节政策，从盐场到卖给具体的专卖商人之前的收购、转运官坨、存储护卫都是官府需要自费的环节，这一切除了不菲的财政养护开销外，维持官盐坨的安全、由盐场到官坨运输的劳力，都需要朝廷自理。

因此驻防在盐场附近的兵力和距盐场最近的产粮县共同保障了朝廷对盐场的有效统治。特别是盐产的保守与买卖都是军管，而盐场运行的粮食供应又由行政州县控制，这样就形成了相互牵制，军队和邻海县都无法单独控制盐利的形势，这就是保障了朝廷能有效调动驻防兵力、临海州县、盐场三方任何一者的权威性与灵活性。

而当军队想要增强自身在滨海盐务问题上的独立性时，屯田垦荒就成为摆脱行政州县掣肘与朝廷钳制的手段，而朝廷为了保持这个微妙的平衡仍然不能使军队完全控制滨海屯田事务的主导权，于是形成新的行政州县建制，在增加朝廷粮秣田赋收入的同时，又能削弱旧州县在盐场问题上的影响力，形成新置州县与旧州县在供粮问题上的新平衡；同时又建立起驻屯军与新州县之间的运行和守盐问题上的新制约关系。

像上古林的富国场，最早归静海县咸水沽（豆子卤亢）管，后来竟迁到运粮和粜盐交通更困难的新出露海滨区的上沽岭；而上沽岭在新海设治局成立前则在天津县与盐山县之间，具体归属虽然不甚明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沽岭早已不再归静海县管辖；丰财场也几乎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从葛沽到塘沽，中间在晚清实际上就已迁至邓沽庄南开村一带，葛沽在生产上从一个盐场场署转型为一个粮食生产与南北运输的集散地，而盐务的功能则在这个过程中被剥离，盐务重心东移；同时在葛沽设置巡检司这样一个次县级单位，也是行政州县建制化的剥离，使之实际上丧失了对丰财场直接的盐政性管辖权力，而仅仅成为滨海55个村落的保安局。

——《芦台22场：清至民国的静海衰落、海河南岸匪患与“北宁路内卷”》

包括辽金时期海河北岸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如汉沽盐场（古称芦台场）初归香河县管，继而分析出宝坻县作为“榷盐院”驻地，尔后又剥离出宁河县，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是逐步剥离新粮县、旧粮县，建立起盐政系统与粮县的新平衡关系的过程。

金代盐使司刘唏颜《宝坻县志》载：“金大定十二年，析香河东偏闾万五千家为县，以榷盐（专营专卖）岁入国用，谓盐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著于版籍。”析宝坻之梁城置宁河县后，渔盐之利尽归宁河，遂有：“金宝坻，银武清，不如宁河一五更”之谚谣。

盐民在与朝廷或者专商交割盐斤换得银钱或制钱后，迁往粮县购买米麦维生的经济行为实际上依托着三重交换圈：一是贩盐专商与盐民（灶户）之间的盐斤-银钱交换；二是盐民同粮县之间的银钱-粮食交换；三是贩盐专商同引岸之间的盐斤-银钱交换。在这个三循环体系内，盐民引发的粮县-盐场间粮食运输、贩盐专商引发的盐场-引岸间的盐斤运输就构成了初步的运输需求，而这两个运输循环就衍生出最早的运输供应能力富集地。盐商赚钱无非有三种改进方法：第一是降低成本，运价和盐价。盐价因为专卖制度处于卖方市场，可以极尽盘剥之法压低盐价；而运价则要找运力供应充足、运价低者；第二是在引岸抬高盐价获取更大利润；第三则是“体制内私盐”，即通过贿赂盐务官僚来贩运出售未经盐引批准的份额。

盐商将盐斤运出盐场再到引岸的过程中为了降低运价成本，也会选择盐民籴米用的运价低线路。由此产生了商业需求主导的、不平衡的运输资源配置格局。运价高低使商业活动的交易成本产生差异，成本低地就成为商业活动集中点。天津取代静海成为长芦盐场新粮县，并随之获得了交易成本低地的优势，形成了商业中心的物流基础。

运输不可能直达目的地，所以集散地也就十分重要。通过集散地，船运劳工可以得到补给，而转口的换运也能找到更便宜的运输者，而天津正是运输与交易成本低地，所以即便朝廷的皇粮漕运，也愿意降低转运成本以减少财政开支。因此可以说朝廷选择天津作为漕运重要中转站，也是运输内卷的一个经济选择。

漕运除了官营之外的另一个维度就是跨区域贩运。随着明清经济活跃，江南等地的手工业商品销售范围开始随着区域贩运贸易扩展到北方，而商业性的跨区域贩运贸易自然可以摸着朝廷漕运的石头过河，选择最经济实惠的线路贩运。漕运、盐民粮运、盐商盐运共同刺激了运输业的发展，使得天津与直沽北部相对静海等海河南海岸的运输优势更加明显，商业性长途贩运也遵循这个原则。年（雍正十年）海河南海岸的富民场、阜民场、阜财场、利民场一并裁废，这些都已经显现出北岸与南岸的经济落差，已经影响到盐场的经营乃至存废了。这也是内卷的进一步升级的表现。

直沽一线以北的天津府城、葛沽、大沽、北塘、芦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运输及交易成本低地圈，这也最终奠定了天津的南北往来商业中心的地位。作为其交易成本低地的一个表现，天津-北塘线的运价成本也就比南岸低廉、运力供应也更充沛；同时运输需求也大，铁路收益也高——铁路建筑时运料价格低，建成后附近接驳的船力、脚力供应充沛，铁路的客户也愿意在此运货。这就是北宁路唐山至天津段为什么不取直，经同为平原的宝坻直达天津，而绕一个大弯，连上芦台、塘沽、北塘的原因。

除了年，近世华北渤海长芦盐场的淘汰风潮还有两个重要年份——年和年。

G.海阜场。场址在河北盐山县(今黄骅市)羊儿庄附近。蒙古太宗二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置，隶沧州分司管辖。明隆庆三年()并入海丰场管理；

J.明代隆庆三年()裁润固场并入惠民场；

R.三叉沽场海盐产场。场址在靖海县葛沽(今天津市南郊葛沽)附近。蒙古太宗六年()置，隶青州分司管辖。明隆庆三年()裁归丰财场管辖。

N.明隆庆三年()裁益民场并入阜民场。

Q.归化场，民国十四年()裁废；

O.石碑场。场署设在河北乐亭县石碑村，后曾先后迁驻乐亭县阎各庄、滦州偏凉汀(今河北滦县老火车站)和抚宁县(今属河北)洋河口。盐场东至昌黎县石阁庄，南临海，西接济民场界，北逾泺河。元至元二十四年()置，属长芦都转运盐使青州分司管辖。元明置司令、司丞，清置盐课大使，民国置场知事于此管理场务。民国初年产地分为四区，共有卤沟九十五道。年裁并Q.归化场，民国十四年()裁废；

裁并、废弃的终点，首先是海河南海岸至无棣县，其次是唐山丰润县海滨。这两个区域都远离北宁路辐射范围，在这两个区域内盐业破产，土匪横行，治安混乱，甚至出现了惊动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的宋哲元。

盐山曰马瘸子、孟村曰没耳朵（姓刘）、唐山南堡海盗曰郭善贵、黄骅杨家堡曰张树杰、塘沽曰刘老大（刘荫亭）、大港苇洼曰刘大眼。还有黑老五、许三头子、郭四楞子、刘四歪脖、万字号、张铁匠、李连长、金牙老六、千金子、大成字、李同勋、三品子、李二猴子、窦同义等名号较响的数十股土匪。

“羊三木、吕家桥，雁过拔根毛儿，爷们儿不在家，娘们儿也不饶，有心过河趟，还有周青庄，有心绕道走，还有马棚（高家）口”。这是流传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津南鲁北地区的一个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上京、下卫、闯关东、做买卖的，要想回津南、鲁北、羊三木、吕家桥、周青庄和马棚口这一线是必经之地。宋哲元设新海县不久日军即侵占整个华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之长芦盐务管理局仍设警务科，且配日籍科长督办，说明长芦盐区私、匪之事仍盛。

——《民国长芦盐区南部匪情及私盐贩运调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