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作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的旷古巨著，收录了清廷内府最鼎盛时期所珍藏的最为珍贵的历代书画精品，卷帙浩繁。其编纂历经乾嘉两朝，用时74年，分为初编、续编、三编，可谓“既博且精，非前代诸谱循名著录者比也”，历来为收藏界奉为圭臬。

本季秋拍，承蒙藏家的鼎力支持，华艺国际将重磅呈献4件《石渠宝笈》著录珍品，囊括明代大写意花鸟大家陈淳《水仙图》，清代康雍乾时期词臣沈初、张照奉敕所作墨迹《临苏轼九帖》《临董其昌书杂诗》，以及康熙时期内廷画院领军人物冷枚奉敕所制《折桂图》，蔚为大观，殊堪珍重。

陈淳水仙图水墨纸本手卷

26×.5㎝

白阳画品，墨中飞将军也，当其狂妄怒张，纵横变幻，今观者辟易……白阳道人作书画不好楷模而绰有逸气，故生平无一俗笔；在二法中俱可称散僧入圣。——明·王世贞《弇山人续稿》

有明一代，于“吴门画派”之后，从文徵明到徐渭之间，陈淳是一个重要的衔接性人物。陈淳，字道复，号白阳、白阳山人，以字行，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时蒙家世熏陶，兼世交之情，陈淳得以拜文徵明为师，其学养之博于文门弟子中声誉最高——文徵明曾有言：“吾道复举业师耳，渠书、画自有门径，非吾徒也。”有师推重如此，其人才可见一斑。

道复初学元人精工，中年斟酌于米芾、高克恭之间，水墨淋漓，颇得氤氲之气。又于写意花卉独得玄门，笔法挥洒自如，富疏朗轻健之风姿；用墨设色，则如徐沁所谓“浅色淡墨之痕俱化矣”。

陈淳《水仙图》局部

陈淳写生尤妙，但写意居多，风格奔放纵逸，喜用淡墨，往往以一花半叶而得神妙。其存世墨迹，山水、花鸟、蔬果、人物各科兼备，然花卉殊佳，艺术史家谓其“无所不能”，并强调其画“概多天趣”——这种天趣所表现出来的不求形似、愈见逼真，正是文人画的核心思想，而论及陈淳“概多天趣”之妙的最佳诠释，莫过于此卷《水仙图》。

陈淳中岁之画风由工整秀丽逐渐转变为疏简奔放。是卷《水仙图》即为其画风转变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此卷取园囿一隅，绘湖石水仙。水仙颇得清雅之意，淡墨双钩，花蕊以重墨点醒，叶片偃仰，临风飘逸，掩映花朵，饶有情趣，用笔潇洒利落；衬以浓墨皴擦点染的湖石，用笔亦是挥洒自如，略施淡墨渲染，更加突出水仙之矫态可鞠、雅丽之色。笔法得当，构图巧妙，疏密尤佳，水边崖畔，遂有清气流行。

道复画以疏宕见长，此卷则繁茂遒丽，石法更以密皴细点，淳厚淹润，颇有宋元意味，谨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赵孟坚《水仙图卷》观之，便可见道复此卷《水仙图》风格之成，实渊源有自也。

南宋赵孟坚水仙图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水仙别号“金盏银台”、“玉玲珑”，以其色彩之鲜明，而成为冬日无花时节“岁朝清供”之雅趣。道复《水仙图》卷以墨色深浅错落而就，不同于辛弃疾笔下“爱一点、娇黄成晕”的柔弱无骨，却是炽烈绽放，如娘子军阵般，虽有婀娜之姿，却极见生机气势。

图左取自本幅；图右取自《清代帝后玺印谱》《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

《水仙图》卷前并题五言诗曰：“环佩飘然至，群推洛浦仙，微尘真不染，幽韵自生怜”，道复以曹植冠洛神之“洛浦仙”、杜甫写王昭君之“环佩空归月夜魂”、周敦颐赞荷花之“出淤泥而不染”用典，诗、书、画相得益彰，足见其腕底功夫。

陈淳《水仙图》落款局部

徐渭曾自矜：“吾书第一”，却尊陈淳书法为圭臬：“余尝见闽楚壮士，裘马剑戟，凛然若熊蚣，及解而当绣刺之棚，亦赫然若女妇之可近也，非道复之书耶?”展卷而观，既感陈氏所寄水仙之情，亦见其书法体势，可叹白阳之言实非虚也。

是卷《水仙图》曾经《石渠宝笈》著录。一七四三年前，该卷一直为陈淳后人视作传家之宝流传，清初曾藏于钱维城的祖母兼老师——康雍年间著名的女画家陈书家中，后为宣统帝溥仪携出而流落民间，民国时为孙煜峰虚静斋收藏，曾一再著录并出版，诚可珍也。

沈初临苏轼九帖

水墨纸本册页

16×58㎝×8

《石渠宝笈》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如此卷帙浩繁中，亦不乏承载帝王喜好的奉命临摹之作。沈初《临苏轼帖》就是其中佼佼。众所周知，嘉庆皇帝极其热爱书法，对名家法帖的临写不曾间断，对“宋四家”之一——苏轼的书法更是推崇备至。他不但亲自临写苏轼诗词，还命器重的臣子统临苏轼名帖，以供御前赏阅。

沈初作为乾隆、嘉庆两朝重臣，曾任六部中的礼部侍郎、兵部尚书、吏部和户部尚书，并以学识渊博、藏书巨富和尤擅书法而著称。他曾主乡试、任学政，先后历充四库全书馆、实录馆、三通馆副总裁，续编《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校勘太学《石经》。逝世后赐谥号文恪，祀于贤良祠。

其住墅“书隐楼”与宁波“天一阁”、南浔“嘉业堂”被世人并称“明清江南三大藏书楼”。如此克己奉公、才华横溢之人，此次奉旨临写苏轼法帖，除却其书法备受肯定外，亦有其为人处事深得帝心之故。

沈初《临苏轼九帖》页首钤印“嘉庆御览之宝”“执两用中”

作为“石渠著录”的上等之品，《临苏轼帖》在《石渠宝笈·三编》中记载为《沈初、周兴岱书，董诰、关槐画》四册中的第一册，且“本幅纸本。摺装四册。每册八幅，皆纵五寸，横一尺八寸一分。”详细说明册页为纸本经折装，封面为油桐木封，上有题签。页首为蓝底洒金笺，余者皆为上等宣。内钤七方嘉庆帝常用鉴藏印，亦出现“石渠宝笈”“宝笈三编”的印迹，表明其确为“三编”著录，另有沈初臣属印鉴，以示供上。

图左取自本幅，图右取自《清代帝后玺印谱嘉庆卷》

册页展阅连贯，收藏方便，纸张厚实光润，印泥色沉质稳，足见整本册页用料讲究，规格严谨，为典型的清内府册页装帧模式。如此品相，在面世“宝笈”珍品中亦属翘楚。而多枚嘉庆帝鉴藏印鉴的出现，亦表明此册曾为帝王案头把玩之作。如此御览加持，《临苏轼帖》于雍容端方外更添磅礴贵气，录入《石渠宝笈》实属实至名归。

在沈初《临苏轼帖》中，《新岁展庆帖》原迹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京酒帖》《啜茶帖》《宝月帖》和《获见帖》原迹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答王庠书》《与鲜于子骏书》《书吴道子画后》等虽仅存于苏轼文集当中，但文辞犀利，言之有道，让人读之便能遥想墨迹之神采。

上图：苏轼《新岁展庆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下左：苏轼《宝月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下中：苏轼《啜茶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下右：苏轼《京酒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册《临苏轼帖》集苏轼九帖法书，足可见清内府收藏之盛。且此册页不但是还原苏轼佚散法帖的重要依据，还是乾嘉两朝崇尚“帖学”的重要佐证，更为后人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清代书法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沈初《临苏轼九帖》局部

所谓的“帖学”，是指宋元以来形成的崇尚王羲之、王献之及属于二王系统的唐、宋诸大家书风的书法史观、审美理论和以晋、唐以来名家墨迹、法帖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乾嘉两朝是清代帖学书法的鼎盛时期，涌现出诸多书法名家。在这些书家的推动下，此时的书法隶属“优美”一格，追求飘逸之美、潇洒之美和妍媚之美。众多官僚文人、词臣书家亦不脱时尚，徘徊于帖学的范围之内，形成各具特色的书法风貌。

沈初便是文人书家中的一员。他的书法得力于赵孟，以圆腴丰润的行笔代替董其昌字的秀弱纤疏，是乾隆时期书法步入“乌、方、光”馆阁体的前兆，却又因其圆劲中还带有董书放逸的节奏感，被视为赵、董书风的融合。而赵、董对苏轼书法亦有颇深研究。

因此沈初所临九帖皆能笔力雄健劲道，字迹端庄圆润，墨色黑亮油润，丰神俊雅，姿态横生，将苏轼“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美学追求还原到极致。但相对于原帖的率意而为，沈初的临本更多的带有奉旨书写的工谨平和、端凝有致，字里行间亦流露着嘉庆帝所欣赏的温润清明、不激不厉。沈初《临苏轼帖》文献价值、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兼备，可谓到达“石渠著录”的极高水准。

张照临董其昌书杂诗水墨纸本手卷

7.5×㎝

说明：是作经义州李氏家族之李葆恂、李大翀收藏。

著录：《石渠宝笈续编·重华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5册，第-页，上海书店，年。

北京华艺国际秋季拍卖会

羲之后一个，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作。精神贯注深，非人所能学。——乾隆《五词臣五首·故刑部尚书张照》

张照（江苏华亭人），字得天，号天瓶居士，十九岁中进士，在清“康、雍、乾”三朝历任要职，参加编撰宫廷书画著录《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书法汇刻有《天瓶斋帖》。其博学多才，能文能诗，工书善画，深通刑律，复精礼乐，颇得器重，谥文敏。

张照追求富贵升平的书法意境，凡宫廷楹联枋额，无一草率之章，往往以敬畏圣上之心，以毕恭毕敬之态作书——字字寓情于国泰民安，笔笔寄意于皇恩浩荡，此端往往深得帝意，以致褒赞有加。

张照《临董其昌书杂诗》局部

清·邵松年在《古缘萃录·张天瓶临苏长公养生论卷》中题曰：“本朝画山水以麓堂司农为第一，书法则首推张文敏。生平遇两公书画，度力所能致者，必购致之。历年既久所聚渐多，因捡旧所得者与伯英分藏之，将来传示后人又是一重翰墨因缘也”。

张照早年学书董其昌，后追溯唐宋，学习唐人及宋四家，尤其师法颜真卿、米芾二人，终成一代名家。张照学董，从王鸿绪及孙岳颁处入门，加之当时有大量董其昌作品传世，其学董的功力最为深厚。传世张照临摹前人作品中，临董之作数量最多，然质素亦为最佳，由是卷《临董其昌书杂诗》便可一窥。

图左取自本幅；图右取自《清代帝后玺印谱》

翻检典籍可知，《石渠宝笈》所著录的张照作品中，有八十余件是恭进内府的臣字款作品，涉及临帖的有二十余件，其中以临董其昌最多。这些进呈内府的作品首先一定是张照本人十分满意的作品，同时也当是为博得乾隆的喜好而有针对性进呈的作品，《临董其昌书杂诗卷》便是这其中之一。

于此卷中，张照临董其昌行书，然力避“董书”的秀媚，结体严密，气力内敛，墨沈笔酣，得米芾雄浑气象，参融颜体厚朴势，别有一种拙茂重实之趣，自辟新径之意跃然可见。卷中楷书、行书、草书夹杂，楷、行、草三体寓于一卷，与张照书法中难得一见。

是卷保存甚佳，至今精神不失。览之即感“沉着之与粗狠，妙丽之与恭弱，相似而正相反，中沉着外妙丽，外粗狠中却恭弱也。端庄杂流丽，刚健含阿娜，善状妙迹”实非虚言，正是此作最佳的注脚。

冷枚折桂图设色绢本立轴

×54cm

（冷枚）工丹青、妙设色。初师五官正焦秉贞，后与秉贞名相埒，画人物尤为一时冠。——山东地方志《胶州志》

自康熙到乾隆末，糅合中西技法之画风在清宫画院内颇为盛行，而且影响到民间艺术，冷枚即为此技法之积极推行者。他既是一位多产画家，又是一位长寿画家，在宫廷画院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只要提及清代宫廷绘画，冷枚——总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冷枚（约-），字吉臣，号金门画史，山东胶州人。康熙和乾隆朝均以画供奉内廷。宫廷画家焦秉贞弟子，善画人物、界画，尤其在仕女画上成就最为人称道。其画法得力西画写生，工中带写，点缀屋宇精细如界画，笔墨洁净，赋色韶秀，典丽妍雅，颇得师传。

清冷枚春闺倦读图

天津博物馆藏

作为一位跨越康雍乾三朝的全能画家，冷枚在宫廷近半个世纪的绘画活动中，深受最高统治者的器重和赏识，有“以画供奉内廷最久”之誉。既是康熙朝内廷画院之领军人物，又受到乾隆帝的恩遇与厚爱。

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中冷枚的名字屡见不鲜，多达数十条。最早的一条是：“乾隆元年（）正月初九日，内大臣海望奉上谕将画画人冷枚传来，照慈宁宫画画人赏给钱粮。所食钱粮每月银11两”。这在当时画画人中是最高的。清人张庚《国朝画征录》载，清代早期出自山东的四大画家“唯秉贞与枚及胶州人法若真、高凤翰四人而已”。

冷枚《折桂图》局部

此《折桂图》为冷枚典型的创作图式，画面以大树、山石、围墙构筑背景，十分自然地为人物分割出一个颇为舒适的庭院环境。装饰性风格的树体结构和造景石块，是冷枚树石画法的基本形式。梧桐树高耸挺拔，山石层层堆砌，以夸张而写实的手法表现质感。

画中仕女雍容华贵，一位坐于山石间，另一位手执桂枝，立于其后，姿态婀娜，二人同时凝望太湖石后嬉戏的婴孩。女性温柔贤淑，脸上洋溢着母爱，眉目间透出对孩子未来的殷切期待。

画中场景布置以及人物服饰，均极为讲究、奢华。既有传统的笔墨线条、重彩设色，也有西画的明暗晕染，描绘精细入微，人物造型准确生动，神态逼真自然，显示了冷枚极高的艺术技巧。

“折桂一枝”语自《晋书·郤诜传》：“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山海经》记载：“招摇之山，其上多桂。”《吕氏春秋》则有：“物之美者，招摇之桂。”可见桂枝和美玉皆为美好之物。《避暑录话》言“登科为折桂”，“登科为登蟾宫”，故而蟾宫折桂在中国传统中即寓有仕途得志、金榜题名之意。

明唐寅嫦娥执桂图

在以嫦娥仙子折桂题材的仕女画中，明代唐寅的名作《嫦娥执桂图轴》时常被人效法。唐寅作为一代风流才子，其借由折桂图刻画女性之美，而冷枚的创作更多的则是表现人伦之乐，藉绘画传递美好祝愿，更体现出宫廷艺术中的正统观念。

此幅冷枚奉敕所作的《折桂图》，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原贮乾清宫，钤盖有乾隆鉴藏书画五玺，即“乾隆鉴赏”“石渠宝笈”“乾清宫鉴藏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可见乾隆帝对于此画的珍爱。

乾隆鉴赏、石渠宝笈、乾清宫鉴藏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

此后，又经安思远珍藏，画幅下侧裱边分别钤盖“安思远珍藏书画之印”“安思远”“安思远藏”三方收藏印。安思远（RobertHatfieldEllsworth，-），美国收藏家，有“中国古董教父”之称，所藏中国明式家具、书画、碑帖等均属馆藏级文物。其以收藏之精，数量之多，被广泛认为是二十世纪亚洲艺术品最著名的收藏家，影响了美国的亚洲艺术品收藏，推动了中国文物的回归。

安思远珍藏书画之印、安思远藏、安思远

迄今，《折桂图》虽历经近三百年流传，画面仍基本保存清宫旧貌，神采依旧，品相完好，是冷枚绘画中的精品佳作，殊堪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