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进士

　　张爱玲的祖父也非泛泛之辈，他是清代光绪年间赫赫有名的“四谏”之一张佩纶。光绪年间的头十年中，张佩纶一上奏章，就要参去几个红顶子，朝野官员听到他的名字都要敬畏几分。

张佩纶

张佩纶，字幼樵，又字绳庵，号蒉斋，直隶丰润县人，具体说是丰润县的七家岮人，按张爱玲的话说是“河北的一个荒村”“比三家村只多四家”。张佩纶祖辈也是耕读世家，但都未出仕，曾祖张栋只是个秀才，祖父张灼连这个起码的身份都没有，他们都是因张佩纶和他父亲张印塘做了官才获得封赠的。张佩纶父亲张印塘，字雨樵，嘉庆二十四年（年）中举，道光十五年（年）经大挑分发浙江，因其才干受到巡抚刘韵珂赏识升任知府，历任杭州、嘉兴、温州三府。张佩纶就是在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年11月24日）生于嘉兴。张印塘后升调到安徽，任宁池太广兵备道。此时，正值太平军攻打安庆，张印塘因守卫卢州要隘集贤关有功，朝廷拟将他升任云南按察使，因当时的巡抚蒋文庆奏留，遂于咸丰三年（年）出任安徽按察司按察使，俗称桌台。这时的李鸿章随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与张印塘产生同僚之谊。张印塘于咸丰四年（年）病逝于任所。（吴汝纶：《安徽按察使丰润张君墓表》）张印塘死时，张佩纶才七岁。其时有一个哥哥佩经，两个弟弟佩绂、佩绪，还有两个姐姐，加上嫡母田氏（未生育）、生母毛氏、庶母李氏。时值战乱，张佩纶随母兄姐弟及叔父一家辗转浙江、江苏各地，最后定居苏州。

张佩纶幼时生活很艰难，他在一首诗里写道：“我生时就百忧丛集，到处都是枪炮声，没有任何人扶持，奉母亲越过大江小河，荒年时以茅草野果充饥，在荒园中找到一些杂豆就很高兴。”（《涧于集·诗》一）

张佩纶自幼好读书，因家贫，从小流徙各处，就格外刻苦。他对下层百姓的生活也比较了解，痛恨吏治腐败，养成了疾恶如仇的性格。

张佩纶的学问是属于经世致用一派。自鸦片战争以来，经世之学经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的提倡，代有传人。这派学问一反乾隆、嘉庆以来的烦琐考据和空疏无用的学风，讲求学以致用，密切联系实际。面对晚清内忧外患的局面，张佩纶很早便“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十三通文史，二十谒天子”，（《涧于集·诗》一）抱着远大的志向，张佩纶走上了科举之路。

同治九年（年）张佩纶赴京参加庚午顺天乡试，得中举人。次年（年）辛未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一年他才二十三岁，比李鸿章中进士还小两岁。《孽海花》描写他这时的形象是“方面大耳，很气概的少年”，与庄寿香（影射张之洞）“三寸丁的矮子，猢狲脸儿，乌油油一嘴胡须根，满头一寸来长的短头发……怪模怪样”恰是鲜明对比。

按旧制，翰林院例有大考，成绩优秀者可晋职。光绪元年（年）张佩纶因之擢为侍讲，第二年又兼日讲起居注官。清代规定，侍讲有奏事权，但许久以来，翰林们不过将侍讲作为晋升阶梯，很久没人做建言之事了。张佩纶却认为既担任此职务，就要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挽救国家的危难，于是开始了他“雷霆万钧，朝阳一鸣，振聋发聩”的谏臣生涯。

清流健将

让张佩纶声震朝野的是他当翰林院侍讲后，由于频频建言成了人人注目的清流健将。

何谓清流？顾名思义，清流的对义为浊流。清流中人往往自标清高，不同凡俗。他们评议时政，弹劾大臣，指斥宦官，“上至朝政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震均：《天咫偶闻》卷六）他们相互砥砺，标榜风节，形成一种势力，人们称之为清流党。

张佩纶等清流党人均在同治、光绪年间，即19世纪70年代脱颖而出，这有它的特定历史背景。

清政府自将太平军和捻军镇压下去后，自诩为“同光中兴”，但实际上外有列强的包围，边疆危机连年不断；内则吏治腐败，各地农民起事不断，哪里有什么中兴景象？清流派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纪纲，严惩腐败，他们的言论虽是为维护清王朝统治而发，但也表达了下层民众的呼声。

清流党的出现与清朝统治者各派系之间的纷争也有关系。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势力作了巨大贡献，他们控制的湘系、淮系集团得以壮大，这是慈禧等满族贵族集团所不愿看到的。她千方百计想压制这股势力，找曾国藩、李鸿章及两系将领的毛病，他们中很多人已成为地方督抚，清流党人对骄横不法的地方督抚的揭露和抨击，正投合了她打击湘系、淮系势力，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提高她本人威信的目的。

此时在最高统治者慈禧与恭亲王奕之间，矛盾也在加深。这叔嫂二人于咸丰去世时，曾团结一致，发动政变，从肃顺手中夺取政权，但在权力分配上常闹意见。于是慈禧与奕都结好清流派人物，想借清流派之力抬高自己、压制对方。

清流党的形成还与明清以来科举取士制度有关。科举考试中最关键的一关是会试，分为主考及各房考官，这一科取中的进士称房考官为房师，主考官为座师，都要一辈子执弟子礼，而主考官也以网罗各方名士为荣，从而形成了牢固的师生关系。同光之际的两位清流领袖李鸿藻和翁同龢为什么能左右朝政？就因为他们曾多次任过主考，门生遍天下。李鸿藻是直隶人，翁同龢是江苏人，所以清流党又有北派与南派的区分。同光之际是以北派清流为主的时代，当时人称李鸿藻为青牛（与清流同音）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更数不胜数。究竟实指哪些人？其说不一，不管哪一说，张佩纶都居榜首。

清流党盛极一时，还有主观原因。凡被视为清流党的，都是统治集团中没有实权的中下层官吏，其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正途出身，大多在翰林院、都察院、国子监等衙门任职。他们地位不高，经济状况相对不佳，是所谓穷京官，他们所受的中国儒家传统教育中包含了许多可贵的思想，如“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讲究骨气，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等等。只要周围形成一定气候，他们就会议论风生了，并且通过清议，他们也想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

基于以上原因，光绪元年（年）至光绪十年（年），成为张佩纶上奏言事的高峰期，其涉及面之广，立场之坚定，也为他后来的仕途不顺埋下了伏笔。

他弹劾贪官污吏，澄清吏治。弹劾的对象，上至尚书、枢臣，下至总督、巡抚，不胜枚举。

在对外交涉中，张佩纶态度强硬。任京官十年中，外国侵略者在四面八方窥伺中国：俄国对我国新疆地区怀有侵略野心；日本吞并琉球后，正在朝鲜挑起事端，企图吞我东北与台湾；法国发动侵越战争，目的是进一步侵占我西南。张佩纶再三向朝廷指出应自强，不能存苟安之心，如不自强，就像“投骨于地而待群犬之相牙，骨不尽不止”。在边疆危机严重之时，尚有人抱着“蛮夷相攻，无烦过问”或“临时施宜，彼不足忌”的态度，甚至说等法国得了越南后“力竭兵疲然后争之”，这是不懂得“弱肉强食”“唇亡齿寒”的道理。他大声疾呼：“安坐不能图存，主和不能弭兵”“深筹熟计，终非出于一战”。在中法战争中张佩纶是著名的主战派。张佩纶的主张并非孤立，清政府内不仅清流派张之洞、李鸿藻等主战，一些湘系、淮系老将如左宗棠、彭玉麟等都积极主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张佩纶在批评主和派时，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对李鸿章大加攻击。他很顾全李鸿章的面子，但在有些奏折中还是不点名地指责了李鸿章一味主和是“直苟且欺饰以误朝廷”。（《涧于集·奏议》二、三）张佩纶尽管“以直声震天下”，参奏过不少大臣，但从未直接参奏过李鸿章，《孽海花》中说张佩纶曾参奏李鸿章“骄奢罔上”，是夸大了事实。

光绪九年（年）在李鸿藻的支持下，张佩纶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参与对外事务。在对外交涉中，他能坚持国家利益，“遇不可从者，据理而争，不稍挠屈”。他的强硬态度曾引起驻京外国人的注意。时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在张被任命的第五天，写信给在中法间联系和谈的英国人金登干说：“衙门里又有了新的麻烦……新来的张佩纶全力主战。”（《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张佩纶的主战和对外态度强硬是出了名的。

（来源：摘编自《煊赫旧家声：张爱玲家族》，冯祖贻著，新星出版社出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