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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白癜风 http://m.39.net/pf/a_7183165.html陈衍书札图片来源网络再检《日记》，知石遗与海藏初时过从极密，其相亲实过于他人：昨得陈叔伊书，自言“丧妻，悼戚欲死，君乃不以诗吊我，至今恨之”。即复书许以补作，并寄捐刻闽诗之款五十两，交源丰润即寄。（宣统元年[]五月十六日）得陈叔伊书，求题生圹墓碣，并示《旱诗》长古一首。且云，省中甚危，或将来沪。（民国七年[]二月初四日）妻亡和己死都有求于海藏翰墨，可见其情。但不知何故，虽允补作吊诗而下文却未见出手。其中导致彼此不快的事，却也有迹象可寻：叔伊欲婿大七，寄其女相片来。（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七日）大七即海藏的长子郑垂。石遗既敢于自行提亲，亦可见出与海藏的亲密程度。然而这一心愿却是落空了：为大七聘定浙江殷氏。（宣统元年[]八月十六日）为大七娶温州殷铸任，四点钟，往亲迎。（同上十二月初六日）不知海藏是如何回绝石遗的，但这种事在亲友面上却往往是令人难堪的。我们看到：叔伊为王子仁之侄女求婚事，作书告以小儿志于学成乃娶，且从缓议。（民国五年[]八月廿五日）“小儿”即海藏幼子郑禹，小名小乙。此事当时自亦不无扫兴，然而幸好“缓议”，仅过两年，小乙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初三六点二十五分因脑膜炎去世了。此外，还有两事也可能使石遗不快于心：拔可谈及叔伊所选《近代诗钞》，余曰：“吾将致书叔伊，勿以吾诗入选。”（民国十年[]五月十二日）叔伊来书，为人求书墓志，即复书辞之。（同上八月十五日）不过我猜想彼此之终凶隙末，关键或不在上述诸端。我们知道，石遗与林琴南、冒鹤亭都发生过龃龉，并曾招致对方的反唇相稽。与林、冒尚貌合神离，与郑就责以大义了。又因石遗在张香涛幕府多年，送往迎来，已经养成一个老名士兼老清客的习气，而又好以“广大教化主”自居，因此交接胜流，有“交”无类，实已迹近明代陈眉公的作风。李肖聃的《星庐笔记》就记其“亡友郑沅叔进颇轻视陈石遗，以为江湖名士”，类似看法大有人在。不过，他在写《诗话》时虽对各家多奉口惠，而在谈吐时又会忘乎所以，扬己抑人。这是他不及陈眉公圆通处，但也可说是他优于陈眉公而能存己真相处。对于海藏，《石遗室诗话》卷十二曾引“瓯北言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等语，言己“尝谓苏戡诗七言古今体酷似之”；“几道告余，或以此言告苏戡，苏戡甚愠”。后虽息怒，而断定“敢信其久要不忘者也”。按石遗于四十三岁见张之洞时，见张于郑诗甚为称许，即以赵评元诗之语告之，明言“学不甚博，才不甚大，惟以精思锐笔，戛戛独造，苏戡似之”。则于郑诗素持此论，二人交恶未必不种因于此。我认为，石遗说海藏丧心病狂，恐亦只是绝交后所出的恶言。倘许以“大义”，未免视之过高。不然，为什么他不劝李拔可也与海藏断交呢！又为什么对追随海藏的陈仁先（曾寿）等人不作绝交书呢？陈仁先是前清状元陈沆（秋舫）的曾孙，亦入仕伪满，与海藏同为一丘之貉。《石遗室诗话》卷二却说“叔雅（丁惠康）外，仁先最怜余者，常以诗相慰”，为什么老人不也斥之为丧心病狂呢！读《郑孝胥日记》，就能发觉那时的友朋之间，虽然好多人在政治上各为其主，而在私谊上却仍亲密往来，未必彼此划清界限、壁垒分明的。如陈散原反对日寇入侵，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初十绝食而死。海藏即作《怀陈伯严》诗云：“一世诗名散原老，相哀终古更无缘。京尘苦忆公车梦，新学空传子弟贤。流派西江应再振，死灰建业岂重然？胡沙白发归来者，会有庐峰访旧年。”（见同上，十月初七日）又于十三日晨至姚家胡同吊丧，赙二十元。又十一月廿二日：“陈伯严之孙封可来书，求为介绍于北京新政府。”又考其时各家交往，如赏识钱公的李拔可，少年时曾做过海藏的秘书，海藏任伪职后，还一直与之频繁通讯；梁鸿志以汉奸罪被逮入狱，李与章士钊都仍与之频繁唱酬。却从未有人责备过他们敌我不分的。倒是文学或学术观点不同，却往往会因争执而反目成仇、不能自解的，其怨且结至下一代而愈烈。能如胡适之那样，与蔡孑民争《石头记》，与梁任公争学术观点，而无损彼此间的友谊，这种光明正大的风度却是自古罕见的。石遗、海藏诸人所缺正在于此。至于后世那些因学术观点不同而恶意倾轧甚至诬陷、恨不得“一棍子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的情况，那就等而下之，不必齿及了。再说海藏身入伪满，虽与石遗断交，仍不时注意其行止，所记亦颇可玩味：陈挺生来，言福建政府与石遗清算志局帐目，故避居苏州。（民国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这是明指其“贪财”。王君九来访，询苏州近状。王云：“于苏州又见石遗，八十矣，去年犹生子。”（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稍后又详记其事云：奉天《文艺画报》载谑石遗诗，其题名曰隆公：阴历四月八日，陈石遗在苏庆八十寿，章太炎贺以一联云：“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兴启盛唐。”石遗大喜，悬之中堂。一时贺客见者咸誉其堂皇而贴切不置。有善谑者独曰：是联用陈姓典虽极工稳，然以赠散原，未为不可（衍文按：吴梅《瞿安日记》卷十于乙亥[]四月初七[西九日]亦有评议云：“暗隐姓氏，微嫌纤仄，且又可赠散原，吾知此老亦才尽矣。”可参）。且既有“伯仲”，安得无叔季，吾已得叔季一联：“叔宝风流夸六代，季常约法有三章。”（用杂剧《跪池》故事）不亦同样贴切耶？次日，复谓人曰：有了两联，装头安脚，便成七律一首。辞曰：“四月南风大麦黄，太公八十遇文王。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兴启盛唐。叔宝风流夸六代，季常约法有三章。天增岁月人增寿，一树梨花压海棠。”石遗有幼妾，闻者莫不喷饭。（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廿四日）这个善谑者隆公是谁呢？想来倘不是海藏自己，也必然不出郑氏之党，《文艺画报》为奉天所出，还不是伪满政权控制下的宣传机器吗？考石遗如夫人李柳，字瑞真，一字小杨，河北保定人。演员出身，擅京调梆子腔，兼长须生、青衣花腔诸角色。老人六十四岁那年八月纳之，时李才一十六岁。至于老来得子，其友人纷纷写诗祝贺，但背后谈论则又别有一番口吻。金松岑就说“石遗七、八十岁尚诞子，与英国辛博生夫人同为近世人妖”（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年9月8日）。这种比拟自然有些可笑，但实际上也反映了那一代人的社会观念。在这里我们还可见出，松岑虽与石遗同居苏州，所说却有微误。据《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余七十三岁、七十六岁，姬人举两男。”可见尚未登八十。而陈柱尊所作贺诗，则又误为生女。可见闻见异辞，即常相往来者亦多所不免，由后人修的史册还能使人相信吗？及至海藏闻石遗逝世：作《悼石遗诗》一，访仁先，以诗示之，仁先谓“太虐”。（民国年廿六年［］七月初七）诗未录，十一卷本《海藏楼诗》也未登，总以为是听陈仁先的意见而抽毁了吧？乃承许全胜君见告，《同声》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载有《海藏楼未刊诗钞》二十多题，而所谓的悼诗正赫然在目。其题则为《石遗卒于福州》，有二首，现照录如下：狂且之狂能几时，历诋名教姑自欺。阉然媚世靡不为，使我不忍与言诗。石遗已矣何所遗，平生好我私以悲。少善老暌将语谁？听水而在其知之。老如待决囚，死期固必至。勇哉子曾子，得正斯可毙。石遗独大言，阎罗方我畏。入川且登华，八十又加二。诸郎虽早逝，晚子还几辈。忽然作长别，盖世信豪气。平生喜说诗，扬抑穷一世。所言或甚隽，所作苦不逮。乃知诗有骨，惟俗为难避。牧斋才非弱，无解骨之秽。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悼”意了，作者自然也不欲悼，所以更改了《日记》中原来的题目。读来的确“太虐”。然海藏仍不愿付之于火而传之于世，似非以此一泄心头之愤不可。第一首开头四句就是一排连珠炮似的斥责。后四句写与自己的关系，所谓“少善老暌”，不欲明言隙末之由，只说听水老人陈宝琛弢庵如果活着会理解他的。作者为什么不愿多费口舌，申述一番，让世人明白究竟呢。只要细品前面几句话就可以知道了：试想连诗都不忍与之共言，平生心事还可与言吗？戛然而止，这首诗的构思之妙正在这里。第二首夹叙夹议：记其大言自夸老健，不知死之将至，述其远游及晚年生子，而却一旦奄然，以反跌其缺乏自知之明。接着反复申论其诗之所以不工，正在其品格之鄙劣——“骨秽”。按“骨秽”之说，原是方苞对钱谦益的诛心之论，谓“其文秽恶，藏于骨髓，一如其人；或有效之，终不可涤濯”（《汪武曹墓表》，《方望溪集》卷十二）；此处只取其字面，并非比之于钱氏。诗中说人老犹如待决之囚，这话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对已死之人而言此，终非所宜，何况更暗存快意之心呢。可见朋友绝交之后，总难免不出恶言的。尽管海藏对石遗的诗论，还淡淡地说上一句“所言或甚隽”，但接下来的一句“所作苦不逮”，就将石遗的诗作一笔抹倒了。其《未刊诗钞》还有两首涉及石遗的，一首亦是说其“媚俗”，今不录；另一首是《哀哲维》，乃于报章见黄濬处决后所作。据《日记》，“悼秋岳诗”成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朔（年9月5日）。诗云：仓皇被害谁奔救，取祸吾哀祢正平。陷□故难全性命，亡身或更助时名。潜吟岂坐辽东累，晓饯空怀卯酒倾。太息石遗方猝逝，不教月旦出新评。末二句与前录《夏承焘学词日记》之意大致相仿，而其感情和思路完全不同。颔联缺字，疑作“敌”，当为编者有所忌讳而空。要之，石遗平时口无忌惮，好诋毁友朋，遂至开罪人不少，弄得恶声必反；海藏则未免予智自雄，容不得他人讥弹褒贬。两人各有弱点、缺点，这是毋容讳言的。 -END- 往期精彩： 马大勇：学苑自兹憾千秋 严迪昌《清诗史》（一）：往事惊心叫断鸿 寄庐茶座｜郑孝胥丛谈（三）：支配海藏的各种观念 刘衍文：相籍雌黄 沈津：吴兔床的几种稿本 柳和城：风雨宜稼堂 袁行云：梁章钜著述多非自撰 ○ 精一文献 ○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扫一扫加入我们 订阅号：jingyiwenxian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