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在年逝世时，宋任穷曾经说道：“东北共事多年，为民服务，成绩卓著。入党六十多年，光明磊落，积极参与粉碎‘四人帮’。”的确，吴德为党为民成绩卓著，他的人生经历也伴随着风风雨雨。

从冀东革命青年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吴德的家乡是河北省丰润县，丰润县地处冀东，距冀东重要城市唐山不远。丰润是平原地区，历史上就以产粮为主，但在旧社会，辛苦劳作，打下许多粮食的丰润农民却吃不饱饭。吴德一家也是如此。吴德于年2月5日出生时，他的家境就不好，因此，吴德虽然读过书，也是断断续续的。他后来的文化，大多是在他参加革命工作后学习的。年夏季，毛泽东指定吴德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的组长，吴德不愿意任此职，曾经和周恩来说过自己“没有文化”的话。后来江青刁难他，他也对江青说过：“我没有文化，也不懂艺术。”吴德说的这个话，也并不全对。讲学历，吴德并没有多高的学历。但讲文化历史知识，可以说，他有很高的素养。这得益于他参加革命后的刻苦学习。

吴德的家乡离冀东的乐亭、滦县、滦南县都不算远。这些县都归唐山管辖。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曾在这一带从事过传播马列主义的工作，因此这一带的民众受革命思想影响较早，青年人中参加革命者较多。年，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冀东地区倾向于革命的青年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共产党在冀东地区的组织也借此机会，通过组织反帝大同盟，联系革命青年，进而大力发展党员。这一年，刚刚19岁的吴德，参加了中国反帝大同盟，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反帝爱国运动。他在运动中表现很积极，工作有成绩，也经受住了考验，年3月，20岁的吴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而他职业革命者的道路，是从唐山起步的。一开始，他做的是工会工作，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驻唐山市工会特派员、唐山市工联党团书记、华北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他在这几个岗位上，干得都十分出色。他平时深入到工人中间去，了解工人的疾苦，发动工人搞罢工、游行，动员工人参加工会，组织工人在工会中的革命活动。在此期间，他曾经参与领导了唐山开滦煤矿大罢工和唐山市总同盟罢工。这两次罢工，都取得了胜利，吴德也在革命工作中经受了锻炼，逐步成熟起来。他开展工人运动，组织党团活动，老练、果敢，工作布置非常严密，并且有详细的计划。因此，凡是他接手干的事情，都比较有把握，并且都有成绩。这样，他受到了工人们的拥护，也受到党组织的信任，他很快就得到重用，职务也被提拔上来。年到北平担任过北平市委副书记、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铁路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当年，吴德在工人运动中是有很大影响的。正是由于这一点，年4月，他被组织派往延安，参加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

◆冀东暴动。

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吴德已经是中共河北省委的高级领导干部了，他历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长兼冀东区党分委书记。他在这两个岗位上同样干得很出色。这一时期，他的工作重点是发展党的组织。他发展党员的目光不光是投放在工人身上，而且投放在包括农民在内的下层劳动人民身上，同时也在城市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在他与中共河北省委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河北省的党员数量有很大增加，党的基层组织也建立起来，并且开展了许多有效的活动。在此期间，吴德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吴德后来回忆说，冀东暴动，我们一开始估计有两千人参加暴动就不错了，但暴动后，参加的有十几万人，著名的节振国就是领导罢工时的工人纠察队大队长。这次暴动，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此后，他又参与了发动开滦煤矿工人暴动。冀东处在抗日前线，吴德在这一时期，把很多精力放在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上，为壮大冀东抗日联军，坚持和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年，吴德赴延安，在向毛泽东汇报冀东工作后留在延安，党中央成立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吴德出任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德回到晋察冀又担任了晋察冀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兼平绥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冀东区党委书记。由于吴德工作很出色，年4月，他被推选为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到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

年后，他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他的家乡冀东，历任中共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长、冀东区党委书记、冀东军区政治委员兼唐山市委书记。到家乡工作，他熟悉人，熟悉地方风土人情，工作更加得心应手。在这一期间，冀东为向东北地区输送干部和军队，为我军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和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吴德作为当地党的主要领导人，自然功不可没。由于工作出色，党组织也更加信任他了。

建国后屡受重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德在中央和地方都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他先是担任燃料工业部的副部长。年，中央派他去担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平原省制撤销后，年，组织上又调他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年3月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

在这一时期，他主要是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他在领导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很有创造性，一些经验受到中央的重视。他本人也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时，他作为八大代表到北京出席了八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年1月，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同时仍然兼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

◆吴德

年5月，彭真因为“二月提纲”的事情，受到批判，不久即被撤职。毛泽东决定改组北京市委，调他比较信任的干部到北京来担任领导职务，此时，毛泽东选中了吴德。年6月，吴德受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

吴德是年5月中旬从东北局得知中央调他去北京工作的。当时是由李富春打电话给东北局，告知中央决定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打电话给吴德，让他到沈阳汇报工作并交接在吉林省委的工作，同时也交接吴德在东北局分管的文教方面的工作。吴德到沈阳后，宋任穷向他谈了中央决定。吴德一开始并不太愿意去北京工作。他向宋任穷提出，能否不去北京？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吴德又从宋任穷那里得知：彭真出了问题。这更使吴德感到，他去北京，会面临着严峻局面。

果然，吴德到北京后就听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自然也被撤销。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北京市委不光是市委主要领导人变了，其他方面也处在动荡之中。吴德没到北京时，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负责改组北京市重要领导机构。这个工作组由叶剑英负责。工作组已经着手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华北局派池必清、黄作珍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问题。吴德刚到北京，北京卫戍区就进行了改组。中央调傅崇碧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北京卫戍区调进两个野战主力师，维护北京的秩序和安全工作。同时，北京市公安局也进行了改组。

吴德就是在北京市处于动荡之时到北京上任的，中央任命他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同时，还任命他担任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可见，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吴德还是信任的，是把他当作改组后的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干部使用的。他的代市长和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书记的职务，说明他的地位仅次于李雪峰，毛泽东是把他当作信任的领导干部调来北京工作的。当年6月4日，中央公布了北京新市委的名单。

从被批判到被关押

但是，初到动荡的北京，吴德就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处处被动，多次挨批。一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吴德挨了批。“五一六通知”发出后，特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组织撰写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北京市各高校动荡起来，学生们开始造反了，不光对老师进行批判，还冲击校党委，北京市许多高校的行政系统和党委系统都被打碎了。大学一乱，中学也跟着乱了起来。高校和中学无法正常工作和教学。吴德等北京市委领导人把情况反映到中央，中央很重视，那时，吴德每隔一两天，就去怀仁堂参加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情况汇报会。当时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应该派工作组去各高校，领导运动，还指示吴德等负责搞大学的工作组工作纲要。吴德坚决拥护这个意见，并且很快就拿出了大学的工作纲要。吴德还和李雪峰商量后决定，从“四清”工作队中抽调工作组成员去大学工作。他在具体落实派工作组问题时，还贯彻执行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的“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等八条指示。但是，让吴德想不到的是，八条指示刚刚发出，北大的聂元梓就贴大字报反对，并且揪斗了北京大学的校领导陆平等人，同时揪斗了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北大工作组写了一个简报上报北京市委，吴德等认为这个简报正确，便上报中央，刘少奇支持这个简报，把它批往全国，要求参照北大工作组的办法做。但大学里的反对声音很高，学生造反领袖蒯大富还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时，北京市的学校都动荡起来，大多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工作组，一派支持造反派。而北京市委是支持工作组的。吴德还认为蒯大富是坏人，准备拘留他。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7月23日，把李雪峰和吴德等人叫去，听他们汇报运动情况。毛泽东听了他们汇报北京市的运动情况后，很不满意，说，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应该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批评李雪峰和吴德，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毛泽东还点着他们的名字说，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运动？毛泽东还说，工作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了群众。他决定马上撤销工作组，要北京市委立即执行。这是吴德刚到北京的第一次挨批，批他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吴德摸不着头脑，也十分震惊。由于派工作组是市委决定后，由吴德代表北京市委布置的，李雪峰决定，撤销工作组也要由吴德布置。吴德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感到已经没有办法领导运动了。

接着，吴德在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问题上又挨了批。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大学里更乱了，一次，吴德在京西宾馆见到周恩来，问他怎么办？周恩来说，中央各部委所属的大专院校都交给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北京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周恩来还指定由吴德担任大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接待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高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但不久，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事情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批评说，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要立即撤销。毛泽东此话一出，“中央文革”立即提出要重新发动群众，要求李雪峰、吴德进行检查。这样，吴德在又一次挨批后，不得不写检查。7月29日，刘少奇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检讨，吴德也感到自己要检讨才能“过关”。他和新北京市委的领导人一起，在北京召开的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以及各大学的大会上检讨了不下十几次，但仍然不能“过关”。

再接下来，批吴德等人的，就是高校的造反学生们了。吴德晚年回忆道：“文革”初期，李雪峰和我都要在红卫兵召开的大会上作检讨，检讨还不行，还要把人抓起来，先是李雪峰被红卫兵抓了，刘建勋去要李雪峰，结果也被批斗。不久，北京工学院红卫兵贴大字报，限时要我去检讨。我去检讨了，刚刚检讨完，红卫兵一下子就把我手中的检讨稿子抢走了，还把我扣住批斗了好几天。北京工学院的红卫兵还没有放我回去，吉林又来了一批造反派，把我蒙上眼睛，架到汽车上拉走了。他们把我拉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审问，还把我拉到北京火车站，要押送我回吉林批判，因为火车不通，才没有走成。

吴德被关的房间里没有床，只能在地板上睡觉，日夜有人监视吴德。此时，吴德才从造反派的口中得知，自己在吉林的家已经被抄，他保存的大批文件包括笔记本都落入了造反派之手。在来北京揪吴德的造反派非要把吴德拉回吉林时，吴德只好说：我请求过周总理是否要回吉林交代清楚，周总理说中央不同意。现在你们没有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我不能去吉林。吉林来的造反派就让吴德给周恩来打电话。费了很多周折，吴德才与刘建勋联系上，刘建勋找周恩来汇报了情况。此时，周恩来才得知吴德失踪，对吴德的情况很关心。周恩来知道吴德被关押在电影学院四楼时，就让“中央文革”给吉林来的造反派打电话，好不容易，吴德才被放了出来。吴德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在吉林的家被抄，大量文件落入造反派之手的情况，周恩来批评吴德到北京后不随身带文件是错误的。之后，周恩来给吉林省打电话，要求造反派交还被抄走的吴德的文件，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但吴德已经是身心疲惫。

在北京混乱的日子里

吴德初到北京，就挨批挨斗，还差一点被揪回吉林省批斗，这实在出乎他的预料。但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群众运动，用当时的话说，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对于一生热爱毛泽东、听毛泽东的话、坚决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的吴德来说，是别无选择的，他只有拥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当时中央许多高级干部也是这样认识的。虽然自己挨批挨斗，但吴德认为这是群众运动，因此，他采取了“正确对待”的态度，没有和造反派硬顶。同时，凡是毛泽东的指示，他都坚决执行，对“中央文革”的意见，有的虽然他也有看法，但并不硬顶。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吴德被认为是能够“正确对待群众”的干部，他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北京新市委成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陆续被打倒，有的被迫回避，躲到天津，有的被迫回到原来工作的省，只有吴德，还在北京市委领导岗位上。吴德后来自己回忆说：“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而毛泽东对吴德也确实比较器重。

年夏、秋，北京进入了混乱时期，继续艰难工作着的吴德，也左右不了北京市的局势了。

先是北京出现了“破四旧”风潮。红卫兵冲到大街小巷，烧毁文物，砸碎古代建筑，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品被全部捣毁，商店里的许多商品也被烧掉，连中南海里的文物也未能幸免。抄家、打人，成了家常便饭。吴德对这些是不赞成的，但以他的力量和处境，是制止不了北京红卫兵的这种行动的，他的意见也得不到上边的支持。吴德曾回忆到这样一个情况：一天，毛泽东找吴德汇报工作，林彪等人也在场。吴德在这次汇报中，讲了一些北京市的真实情况，并且向毛泽东表示：北京市委控制不了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林彪却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听了这些话，吴德也不能再对“破四旧”提出任何异议了。

与“破四旧”同时兴起的，是大串连风潮。大串连是随着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而展开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各种造反派组织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同时也在北京串连，学习各个红卫兵组织的“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红卫兵以关心国家大事、交流造反经验的名义进行串连，各地各级组织都不敢阻止，还要大力支持。不久，中央也号召大串连，这样一场全国规模的大串连就开始了。大串连的重点是北京。各地红卫兵组织串连都要到北京来，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见毛主席。这样北京的压力就非常大。吴德回忆，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的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万，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多万，不到万，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天凉了，南方的人还要给他们发棉衣。北京市委接待站设在先农坛，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好红卫兵的吃住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去游行，做“喷气式”。吴德也时常被揪斗，还要劝接待站的同志不能不干，要干好。

从被夺权到当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年1月，上海发生了“一月夺权”事件，北京市也立即被卷入夺权斗争中来。

北京市委的权力，是在年1月18日，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夺去的。造反派还成立了“夺权委员会”。

北京市委被夺权后，吴德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高扬文、丁国钰等被定为“走资派”，和市委常委们被关押、批斗了四个多月。一开始，关押吴德等“走资派”的“牛棚”，是在虎坊桥的工人俱乐部，一天只给吃一顿饭，后来，这些“走资派”被分散到各个工厂，让工人监督劳动。在这段时间里，吴德处在一种被“中央文革”既批又拉的状态。吴德回忆道，在这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把我要出来，要我与造反派商量共同夺权，组织北京公社，他们召集各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反派的头头们说我已被夺权，没有资格谈此事，把我轰下台来。我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周总理，周总理带我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和他们一起接见学生、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人问，吴德是个什么人，有没有问题？周总理说：他来北京不久，执行了“资反路线”，执行“资反路线”错误也有轻有重嘛!但江青说，吴德这个人不认识，有错误可以批判。这样，我又回到了被关押的地方。

◆吴德（左一）在农村参加麦收。

可见，当时“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头头，是想把吴德批判得老老实实后，再让他出来，但主要还是批。显然，“中央文革”、造反派都是把他当作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看待的。对于挨批，吴德记忆犹新。他回忆道，这期间我经常被揪斗。斗争我的主要是吉林来的人。看管我的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看管我的人对我不错。有一天早晨五点多钟，吉林来的造反派跳墙进来揪我，被第一机床厂的工人看到了，双方差点打起来。第一机床厂的工人说：我们也是造反派，没有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信不能揪走，他欠北京的债我们还没有算清。要动手你们不行，我们一个电话就可以调来一两万人。这样才把吉林来的造反派给挡走了。

就在此时，被关押和批斗的吴德的命运有了转机。他当时虽然仍然被造反派关押着，失去了自由，但却被毛泽东内定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为什么?原来，毛泽东鉴于上海夺权造成的混乱，在否定了张春桥等人关于夺权后新建立的政权名称为“上海人民公社”的意见后，决定在全国各地夺权后，建立的新权力机构的名称为“革命委员会”。毛泽东认真考虑了北京市新的领导机构建立问题，他认为，在北京市夺两次权不好。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时，就已经把彭真等人的权夺了，新成立了北京市委。现在，北京新市委工作不久，再夺他们的权，不合适。因此毛泽东认为，在建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时，要考虑把原来北京市委的一些领导干部结合进去，一开始就形成“三结合”的格局。于是，毛泽东把目光投放到吴德身上。他本来调吴德进北京市工作，就表明他是信任吴德的，而吴德在“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没有和造反派硬顶，而是到处“救火”，虽然造反派头头们和“中央文革”认为吴德执行了“资反路线”，但在毛泽东看来，吴德是听话的。毛泽东决定起用吴德。

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前成立的“革筹”小组，没有吴德，那时，吴德被关押着。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由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还让北京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开会酝酿一下，做做工作。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他就让谢富治到关押吴德的地方对吴德说中央叫你们出来工作。吴德说，我出来也不好工作了。谢富治说你、刘建勋、高扬文几个人出来先亮亮相。谢富治所说的“亮相”，就是要他们出来向造反组织检讨，造反派组织认为检讨“彻底”了，就算检讨“过关”了。这样，吴德等人就开始在各种会议上检讨，有千人大会，有万人大会。谢富治出面做了造反派的工作，所以，吴德等人在北京东郊体育馆召开的万人大会检讨后，聂元梓代表造反派组织讲话，说吴德等人的检讨基本可以了，但还不够，以后要继续检讨。这就是在给吴德留个尾巴的前提下让他出来工作。

年4月20日，北京市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是谢富治，接下来的副主任是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不久，成立了北京市党的工作小组，组长是谢富治，吴德是核心小组成员。

吴德曾谈到那时他的矛盾心情：那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不太想出来工作。我考虑过干不干。干吧，我是被造反派视为有所改悔的走资派给结合进来的，说话没人听，挂名而已；不干吧，又是毛主席说的、中央决定的，个人应该服从组织。衡量再三，我最后还是当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参加了党的核心小组。

吴德当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正像他一开始就预料的，实际上他没有任何权力，说话也没有人听。他已经处在边缘的位置上。

谢富治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信任谢富治，造反派也认为谢富治是革命干部，因此，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说了算。吴德当的这个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被认定为执行了“资反路线”的走资派，对自己的错误有认识后，结合进来的，因此，他的话是没有人听的。一开始，吴德虽然当上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仍然住在造反派关押他的“牛棚”里。他进出，都有人监视。甚至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面还要由几个造反派押送、监视，他是被监督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更让吴德觉得不舒服的是，北京市各部各办的人全部被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去了。吴德出来工作后刚到市委机关时，一个人也没有，市委都空了。不久，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干部大多换上了造反派。新成立的各组都被造反派把持。吴德从河北、天津调来的干部都被勒令“靠边站”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停刊的《北京日报》恢复后，也由造反派把持。从各部、各学校调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百多名干部，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的“五大领袖”，除聂元梓当上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外，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都成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北京市的政权机构实际上已经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所控制，背后是由戚本禹一手抓的。

处在边缘的吴德根本无法工作，实际上还是“靠边站”。在这种情况下，吴德只好采取不说话的态度。

这一段时间，吴德的处境并不好，用一句形象的话说，他是处在“夹缝”中。但是，吴德毕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也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并且能够在运动中“正确对待群众”，他还是被当作革命干部来对待的。年10月，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他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这表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地位没有降低，还上升了。

和江青“打太极拳”

吴德在“文化大革命”前，与刘少奇没有共事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是林彪一伙的人，也不是江青一伙的人，他只跟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其次，他听周恩来的，凡事总是要请示周恩来。因此，他与林彪、江青都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样，自然与林、江二人格格不入。林、江谁也不把他当作可以信任的人，相反，总是要找他各种各样的毛病。吴德和林彪接触不多，也不大介入军队的事情，因此，他与林彪之间的磨擦还不算多。吴德自己说过：他在那段时间里觉得最难缠的，就是江青。“江青很使人讨厌，就像乡间小道上的刺草，弄不好刺你一身小刺球，够摘一阵子的。所以人们都躲她，唯恐避之不及。”面对江青的刁难，吴德采取了“打太极拳”的方式来对付。吴德回忆到这样几件事情：

在电影《节振国》问题上，江青挑吴德的“毛病”。一天，江青让吴德陪她看电影《节振国》，看完后，江青说这个电影可以改编成京剧，准备派北京京剧团去改编。吴德早年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地方工作时，就知道节振国的事情，但是，在反复无常的江青面前，他不敢说什么，只能一言不发。后来，江青派人搞了调查，又让北京京剧团根据调查材料和电影故事，把《节振国》改编成了京剧上演了。之后的一天，“中央文革”突然通知吴德到钓鱼台去开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和吴德。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批起了吴德，说，你为什么给个人树碑立传？吴德摸不着头脑，姚文元在旁边说，写节振国的剧本里有一个领导罢工的知识分子，这个人物是不是你？吴德说：剧本的事我不知道哇，我也没看过。当时唐山的工委书记是周文彬，他是通县潞河中学朝鲜族的同志，罢工是他直接领导的。罢工期间，省委让我去了四次。罢工的领导人是周文彬和胡志发，这两个人后来牺牲得都很壮烈。作为参加领导罢工运动重要领导人的吴德，没有讲自己领导罢工的任何功劳，只讲已经牺牲的烈士的事迹。这使江青抓不住他的把柄。江青还想要找破绽，又问，这个知识分子是谁？吴德答：应该是周文彬。吴德还讲了罢工的经过。江青只好说：你把它写出来。吴德推不掉，回来后写了一个材料。江青还拿这个材料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说：冀东大暴动是很震动的大事。江青只好作罢。不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了。

◆节振国的事迹还是吴德最早向毛泽东汇报。

年，毛泽东提名让吴德当国务院文化组的组长，周恩来也同意。可是，吴德知道这要和江青打交道，弄不好哪一天就要和江青闹翻，便借口谢富治生病，市委的事情多，想推辞不干。一次，他和周恩来说了自己的想法，周恩来说：任文化组的组长，毛主席有批示，不能不去。但你可以暂时不去，让刘贤权先负责。这样，吴德就没有去文化组。但是过了一两个月，在京西宾馆看样板戏，江青当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和国务院文化组的人的面训斥吴德，毛主席的批示你为什么不执行?你这个组长为什么不到任?吴德解释说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我没有文化，也不懂艺术。张春桥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你不懂，不懂就学嘛!吴德没有办法，只好上任。上任后，吴德想“解放”一些电影和戏剧公演，吴德提出时，江青等人没有说什么。但是，当吴德组织人选出了《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两部电影片子，写了报告，送周恩来和江青审查时，江青却不高兴了，她和张春桥把吴德找去，一开口就问，你为什么和我唱对台戏？吴德摸不着头脑，江青接着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些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吴德说，我没有调查研究。张春桥接过来说有一个《红灯记》，你们就搞了一个《渡江侦察记》有一个《智取威虎山》，你们就搞了一个《智取华山》。面对如此无理的指责，吴德只好闭口不说话。江青让吴德把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和演员一个一个都了解清楚，还要开批吴德的会，让吴德在会上检讨。吴德只得写了一份检讨，说自己没有仔细审查，提出的两部电影有错误，等等。

还有一次，山东的《红嫂》剧组到北京来，剧组的负责人很客气，对吴德派去接待的人说，这个剧还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接待的人说，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你们提出来，我再去请示。这件事反映到江青那里了，江青大发雷霆，打电话到北京市委找到吴德，对吴德说有人要破坏样板戏，你知道不知道？吴德说，不知道。江青大发脾气，质问吴德：你派去的人为什么不经请示就那么说？吴德只好说，我没有听说这个问题，我再问一问情况，了解了解。过后，江青又让吴德检讨，说是破坏样板戏，吴德承认派去的人说话不慎重，让派去的人写了一个检讨，才算了事。

吴德后来回忆说，那时真难办啊，我经常挨批评。我步步小心，在文化组受的罪大了。（未完待续）

(注：本文参考了吴德的口述记录材料和《十年风雨纪事》一书的部分史料，使用前参照其他材料对部分材料做了进一步的核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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