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春雨

最初知道牛山，是因为孟子游历齐国时的评论：“牛山之木尝美矣”。《晏子春秋》上齐景公君臣登临牛山，一句“堂堂之国”的眷恋，让人把牛山与临淄的大国气象融汇在一起。二三千年前，在这临淄近郊的名胜，可以俯瞰都邑的繁华，可以畅享林间的野趣，也成为许多齐国王公身后的归处。齐桓公、齐威王……在这里可以遥见许多辉煌的背影。当泱泱天齐早已汇入历史的星空，让我有缘与牛山偶遇的，是因为管子——今人在坟茔旁建起了宏伟的纪念馆。当牛山不再因齐都而显赫，终因管子而长青。

作为中国人，当然崇拜管子，何况身为齐国故地的子民。一部《管子》，由管子生前开创的思想与事业发展而来，煌煌八十六篇，在诸子百家中裒为巨帙，被誉为“百家争鸣的高潮”，而又超越百家之门庭，凝聚着经典时代最经典的智慧，囊括着国家生活各领域的秘诀，让人望洋兴叹而又取之不尽。我们很难认识管子，而梁启超先生一句简单的介绍已经足够：“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对于前贤的伟大思想，后人“虽不能至，而或具体而微焉，或有其一体焉，则薪尽火传，犹旦暮也，国于是乎有以立。”万古长青的，乃思想之伟力。

管子的伟大，不仅仅是一时的霸业，不仅仅是精彩的谋略，而是来自中国人为国为民永恒的忧思。当面对齐国内乱，死生之际，管子的选择是“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出处进退不以统治者荣辱为标尺，而是为了国家——人民最大的集合体。一代伟人，对担负的使命有宏远的期许：“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关于国家的起源、性质与意义，无疑在中外政治学说中居于基础位置，《管子》没有像近现代西方学者那样提出“必要的恶”，而是信仰国家乃“必须的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以国家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让人们过上有秩序、有尊严的文明生活。在管子心目中，“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民本与威权的中道在于，“民者，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

从这一思想源头出发，也就不难理解，在辅佐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君位的斗争中失败后，召忽慷慨殉难“自刎而死”，管子则甘冒“不仁”之名，出任桓公的国相：“然臣之不死纠，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伟人之为伟人，在于心怀远大，绝非苟安怀禄。破解齐国接连内乱造成的危局，必须规模远大，积极进取：“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而大国复兴的根本，不在于穷兵黩武，在于厚爱人民。面对列国竞争之局，管子提出了一个核心政治命题：“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因此，治国理政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管子》开宗明义，为国家长治久安留下了金科玉律：“民恶忧劳，我逸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对人民群众要“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所出”，乃知所谓大道无关空谈，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此则“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毕竟，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关乎国运盛衰与事业未来。

既然以人为本，首先要厉行民生主义：“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遵循经济规律，守住民生底线，创造美好生活；关键要塑造国民精神：“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对于时代兴衰的绝对重要性在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此，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核心价值观，“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实现“教训成俗”。

这些思想，与孙中山先生“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的论断如出一辙，揭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当代国家实践中得到印证。

以人为本，必然要依靠人民群众：“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性情，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用今天的话说，始终坚持与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必然要依靠人才强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用今天的话说，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必然要依靠民主监督，齐桓公曾问管子：“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为之有道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是每一个时代关心的问题。管子总结从黄帝到尧舜禹汤的历史经验，在于广泛听取人民意见，积极接受人民监督，倡议设立“啧室之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依靠人民，最终是为了人民。在《管子》的国家理想中，“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乃中国人固有的政治伦理观。管子告诫统治者，倘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胜民为易，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于身，虽能不久。”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终究会被人民抛弃。

站起来，富起来，才能强起来。梁启超先生总结，“管子治术，以法治主义和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在传统分类中，《管子》往往被划入法家，而丰富的经济思想在百家中独树一帜，在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当下，尤为宝贵。梁启超先生对法治的要义，从建国立政的高度作出了解读：“而此国家主权者，则于国家成立之始，同时存在者也。主权之表示在外者谓之法，故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事之必不可得者也。”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深刻教训，不难得到印证。

《管子》对法治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全面论述，几乎占据全书的五分之一。法治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管子》做了生动阐释：“法者，民之父母也。”法律对于苍生，既是严父般的管教，更是慈母般的爱护。因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法律为规范社会生活，确立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使人们得到秩序的保障。通过完整的立法体系，“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为人民兴利除害，让人民各安其分，使人民知所趋避。在《管子》看来，“仁义礼乐者皆出乎法”，以法治保障德治。对于社会构建而言，“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倘若没有法律，社会将一盘散沙，动荡解体。

法治的逻辑是：“事督乎法，法出权，权出乎道”，国家设立行为规范，出自价值的权衡，来自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因此，立法要“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木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制定法律，一方面要统一稳定，“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一方面要与时俱进，“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与民则祥，法者不可恒也。”法律治理贵在政策适中，“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推行法治的关键在于领导人民带头守法，“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妨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君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法治社会的崇高理想是，“君臣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实现齐国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势必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我们看到，《管子》大量篇幅涉及经济管理，《轻重》十九篇尤为大观，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根本命题：“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自古“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王道。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故善者势力之所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而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乃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在此过程中，“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倘若“无市，则民乏矣”，发展市场经济，让人民勤劳致富、各得所需。施政中减税降费、让利于民：“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纵观《论语》《荀子》等各大经典，藏富于民的思想一以贯之。

在经济体制中，管子强调国家控制商品流通，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率先提出“官山海”政策，对盐业、矿产等战略物资实施政府专卖，确保财政收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突出宏观调控作用，“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政府在大宗商品价格较低时购入，上涨时抛售，即稳定物价又增加财政收入。尤为可贵的是，管子主张优化营商环境，致力招商引资：“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粟，五乘者有五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让政府当好服务客商的店小二。反复强调粮食安全，“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由此可以看见粮食战争与货币战争的威力。主张刺激消费，“积者立余食，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提升消费拉动经济，扩大群众就业途径。

法治的树立，经济的发展，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面对王室衰微，群龙无首，中原各国持续动荡，少数民族大举入侵，管子寻求最大公约数提出“尊王攘夷”，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实现各国普遍安全，建立华夏命运共同体。“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齐国以外交手段为主，武力手段为辅，成就了“五霸，齐桓为盛”的伟业。以亲诚惠容的理念赢得诸侯，“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先王不以勇猛为边境，则边境安，边境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患生难”，反对基于实力原则，大搞霸凌主义。不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维护华夏世界和平正义。管子以一系列富有齐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齐国的霸业，被孔子称为“仁霸”。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和平来自强大的国防实力。《管子》告诫：“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只能依靠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管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形成军民融合发展格局：“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军工制作、人才队伍、军事训练、情报系统、谋略运筹，确保敢打必胜。通过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改革创新，齐国依靠强大武力，成就了存亡继绝的霸业，保卫了华夏文明的成果。孔子盛赞：“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二千多年过去，走过地老天荒，阅尽天下兴亡。走进牛山，站在伟人肩膀上登高望远，神游山河无限。放眼满川思想文化的洪流，由泱泱天齐涤荡而来，为中华大地留下无穷滋养。

胡春雨，字思农，号齐西鄙人，文化学者、资深律师，济南市出彩统战人、济南市网络名人。天桥作协副主席、天桥政协委员、长清民革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齐鲁晚报签约作家、青未了副刊签约作家、舜网文学驻站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散文学会、济南诗词学会、中国诗词研究会会员，民革天桥总支委员，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暨天桥新阶层联谊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网络信息同心联盟副理事长。民革山东省委、中共济南市委统战部参政议政先进个人，民革济南市委思想宣传、参政议政先进个人，本栏目荣膺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

壹点号走遍大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