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唐政权系“拓跋王朝”说的破题及其反响

国外关于唐史的传统观点，倾向于承认唐朝是传统的中华帝国型王朝，试以魏复古（K.A.Wit-tfogel）在年出版的和中国学者冯家昇合作完成的《中国社会史：辽朝（—）》为例，作者在全书的导言中，将中华帝国的王朝分为传统意义上由汉族建立的中国王朝和渗透—征服型北族王朝两大类，而唐朝则和秦、汉、宋、明等朝一起被列入第一大类“典型的中华王朝”（TypicallyChineseDynasties），迥异于作为第二类的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北朝、辽、金、元、清诸政权（DynastiesofConquestandInfiltration）。唯从70年代起，国外学者也注意到隋唐王朝的形成基础与通常的汉族王朝有所不同，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日本学者开始倡导奠定隋唐帝国的政治基础来自于所谓的“胡汉混合社会”的新提法。此后身为语言学家的长田夏树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史学论文，从文化史的角度着力论证唐朝类似于北朝，也属于胡汉复合社会的命题。类似的思考在北朝—隋唐政治史领域的延伸，则体现在朴汉济的“胡汉体制论”中。此后该研究思路继续发展为定性北朝—隋唐历史连续趋势的“胡汉融合”论。当然无论是稍早的“胡汉混合”论，还是随后的“胡汉融合”论，均依然重视隋唐帝国要素中的汉文明因子，故适宜看作对更早时期观点的修正，而非将其彻底推翻。

不过近来的一些观点已经不再以承认并阐发唐朝历史的“胡汉融合”特征为满足，转而在一种与中国史全然不同的“内亚史”视角的牵引下，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发掘并强调唐朝统治中的北族因素，另一方面又竭力淡化实际存在于唐代的汉文化因素，最终构建起来的唐朝历史图像是一幅胡汉比例完全失调的画面，这和我们通常熟悉的中国中古史的历史叙事可谓格格不入。即以日本学界为例，除了有学者给唐朝一些早已汉化的北族后裔依旧贴上“鲜卑族”的标签以外，专攻蒙元史的杉山正明在为新版《岩波世界历史》内亚分卷所写的长篇引言内，旗帜鲜明地将唐朝重新定义为凸显北族性质的“拓跋国家”，并以东突厥第二汗国的复兴时间（年以降）为节点，将此前和此后的唐朝分别描述为拓跋国家的“世界帝国”与“单纯的中华帝国”这两种不同的统治形态。随后又将“唐朝属于拓跋国家”论加以铺陈发挥，写进大量无须在此逐一征引的概论性或通俗类历史读物内，极力向本国知识界和公众传播、宣扬其新见。该观点实质上已经迥异于此前通过“胡汉混合”或“胡汉融合”的论点来观察唐朝历史的考察路径，因为在后者倡导的叙事中，以混一南北的隋唐帝国的建立为契机，华夷一体的观念构造也就相应完成，此前充斥着北族（鲜卑）至上主义的拓跋时代即告终结，所以隋唐帝国自然也就不再是什么“拓跋国家”，尽管其历史谱系确实上接鲜卑系诸王朝。杉山氏鼓吹的上述观点甫出，便得到了另一位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积极回应。后者同样也否认唐朝属于汉族建立的王朝，认为该政权的建立者由鲜卑化汉人和匈奴余部联合组成，在整体上依然属于拓跋国家或鲜卑系王朝的脉络。有意思的是，当阐述该观点的森安氏著作后来被译介到台湾时，其出版界特意将原来相对朴实的书名《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更换为全新的标题——《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从中央欧亚出发，骑马游牧民眼中的拓跋国家》，这种专门添加上原著所无的冗长副标题的极不寻常的做法，显然是为了更好地博取岛内读者对唐朝“内亚性”的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