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丁玲生前没去过日本，但她在日本的名气很大。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日本各出版机构共翻译出版她的作品近五十种，如日本改造社于年出版由冈崎俊夫译的《母亲》，日本鸽子书房于年出版由坂井德三、三好一合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东京四季出版社于年出版由冈崎俊夫译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日本青木书店于年出版由冈本隆三、尾崎德司译的《丁玲作品集》。即便在年丁玲遭受批判期间，日本对她的研究介绍也未中断，如年日本河出书房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五卷丁玲沈从文集》中收录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年河出书房出版的竹内实编《中国现代文学第十二卷评论散文集》中收录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日本学界对丁玲的研究起步早、水平高、成就大。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者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近二百篇，还有《丁玲年谱》、《丁玲传》、《丁玲转向考》等专著出版。他们结合丁玲的生平、创作道路和时代风云，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进行平行或交叉研究，对丁玲的文学思想、艺术成就、社会影响进行全面考察，给予了很高评价，正如评论家中岛碧所说：“丁玲是在五四新思想、新文化中孕育，在大革命低潮的混沌中开放的花朵。”

▍丁玲在家中（资料照片）。图：新华/TAKEFOTO

记得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后接待的第一位日本作家，就是要求拜会丁玲的有吉佐和子。

那是年9月12日下午，有吉佐和子随日本财团访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不知道她从哪里找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的电话，主动要求拜会丁玲。我新来乍到，对情况不熟悉，没见过丁玲，只听说她被迫去了外地，不知道人在什么地方。向不少人打听，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年初丁玲因病回到北京，暂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但她目前的身份、状况以及是否能见外宾等，要请示报告。有关领导批准后，我打电话联系，是她丈夫陈明接的，说同意与有吉佐和子见面，地点由中国作协来定，届时请派车接她一下。

第二天下午，我从机关要车去接丁玲。望着车窗外的白杨树，我在心里想象着她的样子：白发苍苍、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眼睛里可能闪着冷漠的光。毕竟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又经受了二十多年的磨难，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但见到丁玲时，我眼前一亮，发现自己的想象完全错了。她中等身材，齐耳短发，皮肤白皙，面色丰润，举止安详，目光柔和，话语中充满了自信和力量。在汽车里我告诉她，我读过她的小说，记得名为“丁玲短篇小说选集”，淡绿色书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她很惊讶，连说是吗？“我的书已经绝版二十多年，年轻人很少知道我，即使知道，也认为我是个大坏蛋。”她爽朗地笑了笑，谈起了二十多年的坎坷，没有抱怨与哀伤，只是惋惜白白流逝的岁月，更多的是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