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散南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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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有座山

作者/谢点亮

“一颗豆，两颗豆，我的大儿走赶后。”

五十老几了，每每回故土老家——贵州省长顺县营盘对门寨，双腿就象被一根无形的松紧带拉着，拉扯到我们村庄后面的山上，鬼牵了似的游去游来。于是，瞑瞑中，小道上就响起了儿时“一分钱……”、“一颗豆……”等等撩拨心灵的童音。

亲近而远去了的嘻笑声啊……

在不上学的日子里，父母给我们的任务是上山砍柴。砍柴的去处，就是我们寨子后面的一座大山，叫背后山。

那时，我们实际上是太阳冒出来才一竹杆高就出发的。路上，我们没有大人们可以边走边聊天驱除寂寞的本事和喜好，但童稚的天性充溢了我们的天空，她教给我们无尽的快乐方式。七八个娃儿就这么在山道上走着。突然，最后一个大声武气喊：“一分钱，两分钱，我的大儿走赶前。”在这句童谣的驱使下，呼地一下，大家都争着往后，都不愿当与自己一般大小、还吊着鼻涕者的“大儿”。

几分钟过去，笑得前仰后合的队伍归为平静。但走不到几步，最前一个又抢着先喊：“一颗豆，两颗豆，我的大儿走赶后。”又呼地一下，大家往前奔，欢笑声又重新洒满山道。

如此往复，在不到一公里的山道上，我们几乎走了一个早上。

太阳快当顶时，大家各自分散在相距不远的山坡上砍柴。我们的腰间系着刀夹，并插上一把锃亮的柴刀，登登登象一只只小猴窜向挂满果实的树，在巨伞一般的松树上，抽出柴刀，从靠近树梢处往下，一层层、一道道的枝桠在吃了苞谷饭的一群孩子的刀下纷纷掉落。一棵松树的枝桠便是一扛柴了，有时是两扛或者三扛——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我的背后山在那个年代，为我们这群孩子完成父母交给的砍柴任务提供了可靠的条件，满足了缭绕在我们村庄上空袅袅炊烟的需求。我们那时吃的是“两造饭”，即把做好了的大米饭与苞谷饭混造在一起吃，但多半的时候是苞谷饭多而米饭少，甚至有一段一段的时间全是苞谷饭，还吃不饱。那时，我们刻骨铭心地觉得，大米饭当然比包谷饭好吃得多。作为孩子，我那时的最大希望是，在母亲把苞谷饭和大米饭混造在一起时，能留下一团净的大米饭放在装饭的簸箕旁边等着我。母亲每每也满足了我的这一希望，但我却不满足，于是，我把从背后山扛下来的柴，在砸向柴堆时，努力地砸得更响些。这样，家人特别是母亲听到这响亮的声音后，在混造“两造饭”时，留在簸箕边的那团大米饭也许会大一些——村庄里凡有如我一般大小的孩子，他们家的房前屋后同我家一样，在一次次响亮的砸声中，几乎都堆起了小山似的柴堆。但同时，我看见我的背后山却在哭泣，哭得很丑，春夏秋冬都很丑，她的眼泪在春夏的风雨中最为滂沱。

后来，我走出了村庄，参加工作，离开了我的背后山。但犹如风筝的我，永远离不开那根线，间或在过年过节回一趟故土，特别在农历的正月十五，无特殊情况就要回到老屋，在背后山上给祖坟上亮。

一年一年，渐渐地我发现是谁收起了村庄里少年们的柴刀。这些柴刀有的连同刀夹被长久地挂在不显眼的布满蜘蛛网的某根柱子上，有的被冷落在某处阴暗的墙脚，当然，有时也用来修修支撑电视锅盖的圆木，或者整换沼气池上被猪们啃损的圈门。孩子们放学后或假期中的事，变成了做作业，或者看电视，或者学着某个武林高手，三三两两在村庄的小巷里嘻戏追耍。

于是，我的背后山恢复了她原本的生存方式。

今年正月十五，我把十多岁的小儿带上，回老家上亮。那天傍晚，在向背后山出发时，十四岁的侄儿提醒说要带上柴刀和镰刀，说柴刀砍刺丛，镰刀铲草丛，否则进不去。果然一如侄儿所说，很少有人走的路径已大不象以前。整个儿背后山蓬蓬勃勃，其植物大致可分为三层：底层是寒风中也不败下阵来的铁狼鸡和各种刺丛，他们面对头顶的大树决不自卑，同样疯了似的眷恋着大地；中层是我们儿时寻找楂包和楂片充塞饥馋肚子的楂子树，以及映山红树和亮米柴树，等等；上层是四季青翠的松树。这样的分层排列，事实上并不够确切，合抱大的松树也是在中底层生长的，只不过它粗大的树干上的枝桠多数已被儿时的我们砍下，隐隐的枝桩还留下痛痛的迹印，它只好把绿的炫耀放在了重新葳蕤的树冠上，一冠挨着一冠，偶尔也留下一些阳光洒进中层和底层。我自责地对小儿们说：“这些大松树的那些老枝桩是我们象你们大的时候砍的。”

“是你们小的时候砍的？”小儿们不解地看着我，问。小儿们的不解，并不是说小儿们已经有了什么先见之明，他们童稚的心也同我们那时一样，只不过他们已被丰润得多了的现代生活气息转移罢了。

……起风的时候，上层的松树枝和杉树枝们狂欢摆动着，一派欣喜而丰足的样子。看来，我的背后山已经原谅了儿时的我，不计较我儿时的无奈与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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