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博洲左翼文学书写的意义[1]

朱立立，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

本文原刊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年第3期。

马克思：“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

侯孝贤：“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凡记下的就存在，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3]

一、“消失的左眼”与困境中的发声

陈映真先生曾用“消失的左眼”来形容战后台湾社会思想界存在的不平衡症候，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指出：“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使得台湾从此没有左派的社会科学、文艺理论与世界观，就像缺了一只左眼。”[4]“战后台湾思想的特性是缺乏了左眼，左眼或许没什么重要，但人一旦失了左眼，平衡就有问题，台湾的知识分子长期受外国的影响，尤其是英美训练出来的硕士、博士，高居各领域，对台湾文化、知识、思想、文学艺术影响很大，却少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者、文化评论人、经济学家、左派作家，长期缺了一边在发展。”[5]这是台湾当代左翼知识分子领袖的一个沉重断言。相对于新中国成立所标志着的大陆左翼革命的胜利，“台湾的‘左翼’，则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相反，它似乎永远是带着‘异端’和‘另类’的身份在台湾这个独特的社会里挣扎。它似乎永远处于体制之外，也因此在经受着异己的体制所带给它的压抑和挫败。”[6]

当代台湾左翼的艰困历史境遇，是国共内战框架及国际冷战格局中的战后台湾社会存在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事实。日据时期，在殖民压迫下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坚持抵抗殖民强权、努力建立殖民地的阶级和民族反抗论述。戒严体制下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台湾的左翼力量被剪除至噤声，唯隐约燃烧的地火在悄然奔突。年代，在保钓运动、台湾国际地位危机等背景下，思想界和民间激发出格外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土地意识，左翼文学和思潮重新获得发展的历史机遇。乡土文学论争意味着长久压抑后台湾左翼文学思潮的勃兴，同时也是以文学论争为决口的一场内涵丰富复杂的社会思想运动。八九十年代台湾社会发生了急剧变迁，解严后台湾本土化思潮强势崛起，原本就不够坚实的左翼力量逐渐分化也日趋边缘化。诚如《当代台湾文化思潮观察之一——传统左翼的声音》一文所分析：“在当代台湾的政治和文化场域中，左翼思想和实践受到国民党威权统治的长期的压抑。这种压抑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左翼思想以潜流的方式存活下来，在威权统治受到外力影响有所松动时，左翼思想出现复苏的迹象；二是左翼的力量十分孱弱，不足以对台湾社会产生某种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台湾左翼主要指“传统左翼”与“统派左翼”。传统左翼是相对于后现代左翼、自由左翼或新左翼的一个概念。与新左翼放弃阶级优先论立场不同，传统左翼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坚持“阶级政治”的理念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台湾当代理论史脉络中，我们把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左翼称之为“传统左翼”。八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政治和文化光谱上，传统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产生了分裂，“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在史明的影响下转向‘本土论’、‘台湾意识’论乃至‘台湾民族主义’，‘阶级政治’和阶级分析方法逐渐被‘本土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则坚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介入重大理论论战和展开具体社会文化艺术实践的方式发声，在‘解严’后的台湾社会和思想领域继续产生特殊而重要的影响，代表人物包括陈映真、曾健民、林载爵、王墨林、詹澈、钟乔、蓝博洲、吕正惠、汪立峡、杨渡、杜继平等。”[7]

本文所要讨论的蓝博洲创作即是台湾传统左翼精神脉络里的当代重要成果。三十年来蓝博洲坚持不懈创作了大量报导文学和小说作品，《幌马车之歌》、《沉尸?流亡?二二八》、《藤缠树》等一系列聚焦白色恐怖时代左翼受难者的作品陆续发表出版，在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新世纪以来其创作也在中国大陆和日本等地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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