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顺口述）

我叫阚顺，今年83岁，现住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林西矿西北工房4楼11号。年七月二十六那天，我正在给八路军站岗(那时候我年轻，站岗的都是年轻人)，突然听见有动静，我放了一枪，大家都跑了。别人都回家了，我也想走。因为早上我没有吃饭，那时肚子正饿得慌，于是我就到西瓜地里摘西瓜。

这时，从正北方向来了一伙人，从东北方向也来了一伙人，我正在中间，等我发现的时候，想跑也跑不成了，于是我被俘虏了。那些都是日本警备队的人，有两个日本兵，其中一个叫石岛。我心想。这次被抓，死就死，活就活，没什么好怕的。

他们将我带到钱营，在那里，他们又从石各庄抓来了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叫贾文虎，当时他正在卖扫帚，别人都跑了，他没有跑，而是躲在谷子壳堆里面，由于日本人多，最后也把他抓住了。在钱营住了一宿，又把我们押到开平拘留所关押起来。被关押的人除了八路军、老百姓，还有特务、土匪头子。

在拘留所里关了17天，我认识了张泰、张子贺、马龙、马向阳。日本人石岛还给我们讲了话：“小伙子们，你们别发愁，别害怕，让你们做几天工就回来了。”我心想，可能就跟修炮楼一样，过几天就回来了，哪曾想最后被送到日本国了!

不久，我们被押送到塘沽劳工集中营，在那里呆了17天，每天的食物就是干巴巴的玉米面小窝头，一顿饭两个，再给两小碗水喝。一次，有一个山东人从厨房里舀水喝，喝了一碗，又舀一碗，日本人看见不高兴了，可是他又舀着喝了一碗。口本人就拿粗钢管子打了他肩膀三下，打得可狠哪！

我们睡觉的床铺都是大通铺，一米多宽的床板上就睡4个人，而且还让交叉着颠倒睡，即一个人头朝里睡，一个人脚朝里睡，你抱着我的脚，我抱着你的脚，挤得根本无法转身，一间房里睡好几百人，我们这边共有三间房。

晚上，警备员还领着四个大小伙子检查。我没有睡着，就在床上躺着，日本人用手电筒照我的眼睛，我也不知道是谁，刚一起身，就挨了三棒子。接着我们的班长(中国人，是劳工们选出来的)走过来也给了我两个嘴巴:“傻子，躺下，躺下。”

还指着我对警备员说:“他是傻子，他是傻子!”幸亏由班长出面替我解了围才把他们打发走，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被打成什么样。他们走了之后，班长让我头朝里面睡。挨打也得忍着啊，还能怎么样?

我们大伙也都想逃跑，有一个马城的人自称是共产党员。说他们有6个人，可以带着我们一起逃跑。说逃跑吧，大家又发愁了，日本人的两个岗楼白天黑夜地监视着，还有很多日本兵把守着，而且房子周围还有一道很深的水沟，要是掉下去。肯定被淹死。所以我们就商量好，跑出去直接去部队，不回家。大家也都同意了这个想法。

我们又问他，我们这有个人呢，怎么跑？他说:“别担心，我们有18个人，夺枪是我们的事，你们尽管跑，打炮楼，我们几个打。”他们上炮楼、翻墙就跟飞贼似的。这么着商量好了，那天傍晚，我们早开饭吃过饭，等到天刚一擦黑，我们就开始行动了。

然而，有汉奸报告了日本人，我们没能逃跑成功。那6个带头的人都被抓住了，抓回来后，将他们扒光衣服吊到院子大门口的两边，一边吊三个，不给饭吃，也不让喝水。大家也心疼啊，就偷偷给他们喝点水。那时已是八月天了，晚上比较冷，所以大伙就拿毯子给他们披到身上。一直吊了6天6夜才把他们放了。

又过了三五天，晚上十来点的时候，我听到东边的劳工区(我们住在西边，东边也有3间劳工房)“噼里叭啦”的有枪响，有劳工逃跑，都是光着屁股跑的。因为从第一次逃跑被抓以后，一到晚上，日本人就把我们的衣服收走，发给一条破烂毯子睡觉，到第二天早上再把衣服发给我们。那是一身绿色外衣(类似于警备队穿的衣服)，还有一件衬衣。

在塘沽关押期间，死了很多人，每天都往外面拉好几车尸体。有老乡认识的，就帮着把尸体埋到海边。将一张席子切成两半，分别裹住两具尸体，再用草绳子绑上，抬到海边挖个坑埋了。没名没姓的，就直接被拉到海边扔进海里。总之，在塘沽呆了17天，死去的劳工不计其数。

几经周转到“美呗”

临上船之前，日本人还命令我们把穿的衣服都给脱了，不管穿得好与坏，不管身上带着多少东西、钱物，一律都得除下，劳工们在一头脱了自己的衣服，到另一头再穿日本人给准备的衣服。

当时上船的一共有人，每个人都点名进行了登记，一个叫西村(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把我们领上船的。轮船上装载有煤，我们就在煤堆上面呆着。轮船经过日本下关、到了大阪我们才下的船。途中有两个人跳海跑了，不知生死。我们在船上吃的是玉米面窝头，个儿不大，一天就给两个。船上有水喝，不过大家都喝不多。

下船后住了一宿，西村给我们讲话:“到了大阪，让你们住旅馆，吃高级饭，大大的米西，大大的米西!”我们坐了一天多的火车，又换乘轮船继续向北走，后换火车走了两天两宿，到下午5、6点的时候，火车停在了一个叫做“俄路”的小车站，再向东边走，没有铁路了。

在火车上，日本人让我们吃的是盒饭，一寸半厚、四寸长的饭盒里盛的大米干饭，每天给三盒。从俄路下火车后，我们一路步行，走了5、6个小时，饿得我们实在是走不动了。乘轮船，坐火车一共走了14天，经过长途的跋涉，我们终于到了三菱美呗大和寮。当时发给我们一张小条，上面写着“三菱美呗”等几个字。

地狱之中渡日月

刚到大和寮第一天，日本人用塑料大碗给每个劳工盛一碗面条，再给两个小馒头，我们可是吃了一顿饱饭，大家都议论着，日本人要是每天都给咱们吃这，咱就给他干活。可谁知道，到了第二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早上发给4个小窝头，还不让全吃完，吃两个，留两个中午当干粮，一天总共6个。一顿饭就是把4个都吃了，还吃不饱呢，菜就更没有了。

我们的劳动地点在一个山洞里，日本人把我们领进去。第二天早上，电铃一响，我们就得起床。站队，点名、报数，点完名我们再回去吃饭;吃过饭，负责带班的日本人领着我们上班。我们先去矿灯室领矿灯，然后沿着一个山坡路走到煤窑。

过了一些日子，大家都感觉害怕，煤窑里干活毕竟非常危险。很多劳工就商量这事，我们队长许子良知道了，就派了两个人去勘察，发现有动静就报告大家。那天中午11点钟，我们正在煤窑下面出煤。突然，有个工友喊了一声:“不好，快跑。”我们听到喊叫，急忙冲向煤窑口。

然而当我们跑到窑洞口时，一个日本老头拦住我们不让我们出去。突然，一个小伙子走上前，踹了那日本老头一脚，老头滚到地上，但很快又站起来继续阻拦我们，那个小伙子接着又踹了他一脚，我们趁机赶紧跑出窑洞。我们刚跑出去，就听到一声巨响，煤块塌陷下来，幸好我们及时跑了出来，大家都没有受伤。

每天劳动分白班、夜班两个班。早上4、5点就得上班，下班的时间也不确定。带工的让你下班才能下班，带工的日本头不说下班，谁也不敢走。下班早的时候，到下午4、5点就可以回去了，晚的时候甚至要晚上7、8点才让回去。每次下了班，还要清点人数，查一查劳工们都到了吗，然后才带着我们回大和寮。每天就这么反反复复，受苦受罪，受了一年多。

到了冬天，经常下雪，而且下得很大，两个小时就下一尺多厚的雪，走路都非常困难，所以日本人就让我们去踩雪。每次多人，并列站成4排，由当头儿的喊着“一二一”，带着我们来回跑，直到把雪踩平了，方便走路了，这才让我们回去。

日本人只给我们发过一身衣服，没有替换的衣服。衣服脏了，想洗都不敢洗，洗了干不了，也没法穿啊，冬天也没有发过一件棉衣。下煤窑穿这身衣服，回到宿舍穿这身衣服，平常也都是穿这身衣服。

一年多来，我们就穿着一双胶底鞋，大拇指跟其它4个脚趾分开着，也叫“水袜子”，就是光脚丫穿那“水袜子”。鞋破了，我们就用草绳子绑上。我们盖的也只有一个破毯子，因为我个子矮，毯子刚好能盖住身体，个子稍高一些的顾了肩膀，盖不住脚。

我们睡觉的床铺上铺的是稻草垫子，到了冬天，天气更加寒冷，我们就两个两个地抱在一起睡，把两条毯子重叠着盖上。因为冬天雪下得很厚，我们就把毯子围在腰里，裹在腿上，再用草绳子绑上，胳膊和肩膀在外面露着。有时睡觉肩膀或脚露出来，那就受冷罪了。冷也得受着，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下到煤窑里就暖和一些了。“

今天是八月十五

我同金德兴在一起推轱辘马车，下面还有大车接着。那一天，我们等煤车的时候，闲聊了几句。金德兴说:“大哥呀!”我说:“咋的?有话你说。”“咱们来这里多少天了?”“该多少天就多少天吧，跟咱们有啥关系?咱们呆到啥时候还不知道呢。”他又说:“今天是八月十五了，咱在家的时候，吃月饼，吃犁，吃葡萄，……”

说着，说着，他就哭了起来。他一哭，我也禁不住哭了起来，我们抱在一起哭了2个小时。后来，管事的老日本人从外面回来了，找到我们俩。看着我们眼珠子都哭红了，他没打我们就走了。那日本人走后，来车了，我们还得继续干，不干不行啊，不干就得挨打，干得不好也得挨打。

在日本劳动期间，我生过一次病。平常给两个窝头，生病了就只给一个，日本人还说是“有病了，吃不进去，少吃。医院住了两个星期，饿得受不了。心想:不能再呆下去了，非得上班不可。所以我就找西村(西村不但是个日本头儿，也负责给劳工们看病)说:“西村先生，我从明天开始上班吧。”

“你能干了吗?”他问。我说“在这呆着，一天3个小窝头，再这么下去，我还不饿死在这里了?”他说:“那你就试试吧，不行了再回来。”

第二天，我就跟着队伍下窑了。一路上，我走不动，而且汗如雨下，走不动也得走啊，否则就得挨打，所以我就硬撑了一天。可谁知道干了一天活，出了很多汗，我的病还真好了许多。

在日本干了一年多的活，我们受尽了折磨。有一个姓田的(田x英)小伙子，比我小4岁，因为受不了罪，没日没夜地哭，最后抽咽死了，还差三个月日本就投降了，他就是没能等到那一天。

由干受不了日本人的折磨，有6、7个劳丁跳跑讨一回，但是过了6、7天就被抓了回来。抓回来就是一阵毒打，打得他们鬼哭狼嚎的，其中有一个叫马三贵的打得最厉害，打完他，将他抬回宿舍。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喊他上班时，他已经死了。

跟我们在一起干活的有马路安、马向阳、张泰、张子贺、贾文虎、曹志宗、周有、金殿新、马小贵、耿树申、杨x瑞，还有丰润县的顾氏兄弟俩，其中一个叫顾绍贺。

日本人纯粹是把中国人当牲口用，到点就把我们哄出去干活，活干得不好，就打我们。挨打就是家常便饭，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一次，也不知道我哪于得不好了，日本人就打了我两巴掌。这一年多来，被日本人折磨死的劳工不计其数。死的劳工都被火化，日本人还假惺惺地给每位劳工扎个小花圈。火化后，将其骨灰装进一个小盒子里，盒子上写着劳工的姓名和籍贯。

“你们能回国了”

日本投降后，我们又住了三个月才回国。一大上班的时候，日本人告诉我们:“你们支那军的，这个。”说着举起大拇指，“你们能回国了。”后来，我们还同日本警察发生了一次冲突。我们的大队长打死了两个日本警察，日本警察不服气，就架着机枪包围了我们。还好，中队长带着人去解了围，把枪扛走了。以后还去了两辆吉普车，车上有几个翻译。他们派人给我们唱戏，还给我们拍了集体照。

回国时，我们这一批人就死了30多人，在我们后面回来的另一批劳工，去日本时一共有人，回国时就剩下42个人了。

我们坐的是大军舰，在塘沾下船后，我们去了天津。到了天津，听别人说，有个地方管劳工们吃饭，还给发钱，想上班的还给开介绍信。可是，我们并没有找到那个地方。

从日本回国前给我发过一次日本票，回国换了块钱的法币。当时买一斤大饼就要块法币，在天津住了两夜，就花去块钱。后来，我坐火车回家，那时劳工们坐火车不用打票。

我在家中排行第三，我被抓去日本后，二哥到处找我，可是哪儿能找着呢？后来他们就以为我死了，还给我烧了纸。回到家中，呆了一个月零5天，我就到林西矿上参加工作了。

我希望日本政府及企业能够正视历史，向我们受害的中国劳工赔礼道歉，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和人身损失，公开向我们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