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发来消息：丰润幸福道一轿车车胎都撞下来了，路边树更是直接连根拔起，

千百年来，有两样器物一直被世世代代的丰润人民所珍爱，被视为镇县之宝，一件是牛鼎，另一件是象樽。此二物于金天庆年间一齐出土于文庙故地，以后一直以至高崇拜物在县文庙内收藏。

牛鼎，相传于金天庆年间出土于文庙故地，以后一直视为丰润珍宝以至高崇拜物在县文庙内收藏。牛鼎属青铜器，上部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折耳，鼎腹外面有云雷纹，腹底铸有牛腿状的三个鼎足，足肩各铸一牛头向外；牛鼎重55斤，该鼎自口沿向下高1尺2寸2分，耳高5寸8分，鼎沿边宽1寸4分，口沿外径1尺6寸6分，园形直口、直沿、尖唇、鼓腹、环底，鼎腹内壁有铭文41个字：“维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宋器审厥象作牛鼎格放太室从用享万宁神休惟帝时室万世其永赖。”

丰润牛鼎

象樽，釉陶瓷酒器，高约一尺，形如站象的特征，一侧象鼻拱出呈弧状，作象樽把手，一侧象尾贴于壁面，微微隆凸，里面为空腔，脊背上开有一个圆口，圆孔上盖一个盖儿，盖儿是荷叶的形状，叶脉分明，周边数处卷翘，器壁两侧表面各饰一组相对的旋窝纹，象樽内壁，沙土为胎，质地粗厚，外涂绿釉，光滑细腻，以手抚之，似有柔润之感，为均窑烧制，品种属葱翠青，又称鹦哥绿，《丰润县志》记载：“有奇竟体绿色，尘土胶积，拭之不去。有一二处未翳者，茜润欲滴，使人悬十日思。”可见非同常物。

丰润象樽

这两件宝物，丰润当地流传着许多美好的传说。象樽，据《丰润县志》记载：“贮水其中，盛暑不变”。牛鼎，据《丰润县志》记载：“牛鼎，金时建学有声出于土中，循声发掘得之。”“明时学胥有置于墙侧承屋漏者，鼎复啸不已，因色然骇，徙置几上，而墙划然崩矣，神物之成毁岂偶然耶！”按此说法，牛鼎当属神器，富有灵性。清代曾有文人吴慎、贺祥鳞作诗文《牛鼎歌》载于《丰润县志》。

关于这两件宝物的制作年代，一直众说纷纭。根据牛鼎腹内铭文，考证其应为南北朝时孝建元年（公元年）制作并放置于太室，然南北朝之坐都健康，即南京市，因何流传至丰润县却无法得知；清初丰润士绅曹鼎望根据“牛首三足商建丑”之典，疑为商鼎，但后来乾隆年间知县吴慎又用“若使丑属合牛首，三足鼎及奚豕与羊”相驳。象樽虽经考定为均窑制作，但详细年代尚不得而知。

牛鼎、象樽二物于金天庆年间一齐出土于文庙故地，此后一直以至高崇拜物在县文庙内收藏。每当县内文庙祭祀孔子，二物就请到大成殿孔子龛中供奉，供人观赏，以示真物犹存，祭毕收藏原处。抗日战争暴发后，为不使此两件“镇县之宝”遗失于日寇之手，县教育局官员李振伯、王益甫等人曾将牛鼎、象樽二物深埋于该局一间房屋的地下，对外则称此二物已失踪。笔者曾走访丰润老一辈教育工作者唐友俭先生，他回忆说：年他在丰润师范学校上学时，学校要扩建操场，一处地方突然塌陷，在挖掘时发现此二物，才被重新挖出，不久即上交河北省人民政府。

此后有人曾多方寻找，想让二物重归丰润，但因多种原因未能如愿。现二物的画像仍存于《丰润县志》，年灿章照像馆曾排摄过此二物的照片。有人曾呼吁有关人士仿二物重铸再现，并可作为礼品展示，以再现当年的镇县之宝。

来源遵化文史

在丰润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块李鸿章为张佩纶所书的“明致书屋”匾额。那是光绪乙丑年（）七月初六日，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去世三十五周年的忌日，李鸿章为爱婿张佩纶题写的。

张佩纶（-），字幼樵，一字绳庵，又字篑斋，是河北丰润大齐坨人。他于同治十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翰林、侍讲学士、署左副都御史，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钦差大臣兼署福建船政大臣。因中法战争失败被褫职遣戍。年娶李鸿章的女儿为妻。他是著名的晚清名臣、“清流四谏”之首、主站派，也是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父。被袁世凯称为天下仅有的“三个半才子”中的第一个才子。

而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则曾经是李鸿章的生死之交。张印塘（-），字雨樵，清嘉庆已卯（年）举人，历任嘉兴、杭州、温州府知府，年出任安徽按察使，主管安徽全省的司法、军事工作。年2月，太平军翼王石达开部大举进攻安徽，主管军事的张印塘与回乡组织地方武装的李鸿章开始并肩作战，抵御太平军的进攻，从此与后来成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李鸿章结下了生死情谊。正如李鸿章为张印塘所写的墓志铭中提到的那样，“方江淮鼎沸，独君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忧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励劳苦。”也就是在安徽抗战时期，正巧张印塘在老家盖了几间茅草屋，于是李鸿章为其中的一间书房题名，李鸿章稍加思索，便提笔写下了“明致书屋”四个大字。取义诸葛亮的《戒子书》里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之句，意思是说只有淡泊名利排除干扰才能实现远大目标。咸丰甲寅（年）闰七月，屡战屡败的张印塘病逝于徽州舟中后，张佩纶的三个母亲携带张佩纶等六个儿子和七个女儿长期在浙江一带颠沛流离，躲避兵乱，丰润老家的茅草屋早已无暇顾及，那块匾额也不知去向。

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女儿李鞠耦结婚后，考虑到回家祭祖方便，便又将老家大齐坨的几间破草屋翻修了一遍。为了不忘父亲遗训，于是再请李鸿章题写一匾。李鸿章对于爱婿的要求自然是百求百应，这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这块匾额。

到了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大齐坨村，李鸿章题写的这块匾额也未能幸免，变成了村小学的篮球板。到了八十年代，县文物管理所隆立新同志等人到该村搞文物调查，发现小学校里饱经风霜的篮球板竟然刻有字迹，于是便回收过来。只是由于匾额已经破损严重，特别是落款部分残缺不全，故而没人知道这块匾额的来历。幸而笔者见到后加以研究，从张佩纶《涧与日记》年七月初六那天的记载中发现了李鸿章题匾的详细情况，再对李鸿章遗世的其它字迹相互比照，这才使这块匾额的真相重新大白于天下。

来源丰润文联文化丰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