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根基是什么呢？

很多人的答案肯定会是人民，或者农民，我要十分严肃地告诉你，在正常年份，这是错误的。

这里，我首先要说明下，所谓的“非正常年份”，yao类似：“崇祯一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

除了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其他都是正常年份。

然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士绅”，所以我先解释下什么是“士绅”。

其实呢，这还是两类人群。所谓“士”，指的是通过科举获得功名而有入仕可能的进士、举人等群体，所谓“绅”，则是指正在做官或已离任的官僚群体。

而这两类人可以共用一个模糊的群体概念，即“文化地主”。

其实这种人在之前历朝历代都有，为什么偏偏在明朝成了基石呢？这还得从明朝的科举理念说起。

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之后朝代均有沿用，但是，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科举制度在广泛性和权威性能跟明朝相提并论。

像宋朝，考生通过解试后所得到的举人功名，仅仅是上京参加会试的资格，会试如果考不上，那么不好意思，下次再考的时候，您还得先考举人，从头再来。

而明朝则不然，明朝的考生，不管是中了秀才还是举人，都是终身资格证书，下次考试的时候，就按照上次的资格等级接着考。

而这种终身资格，还能带来种种特权。

第一个，司法豁免权。即士绅与普通百姓发生法律纠纷，县衙无权拘捕士绅。

第二个，免税、免役权。即所谓的士绅不服徭役、不缴纳税赋。

第三个，进入编外公务员备选池，即所谓的举人授官。

除此之外，士绅还有特殊logo，其服饰、车辆均异于常人。

正是因为这些资格证书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财富与地位，吸引了大量读书人埋头功名，也造就了明清士绅这一庞大的群体。

士绅们有司法豁免，在地方就可以恶霸一下，譬如占块地；不用交税，攒钱就快；不用服徭役，有更多时间干点别的营生。经过一代、两代的积累，这些士绅的家产足够多了，就开始土地兼并，不仅兼并平民，还积压小地主，将破产农民的田产收购，将其变为自己的佃农。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地方上的特权势力。

那么为什么明朝政府要培养这样一股势力呢？

这还要源于明朝“寒门治国”的理念。

你可以回想下《明朝那些事儿》中的名人们，像严嵩、徐阶、张居正、张思维、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等，他们的父亲都非高官，顶多是个土财主。要知道，这会儿可是明朝中后期，通常一个朝代的中后期都是阶级固化时期，满朝廷都是皇族的亲戚才是正常的表现。就像清朝，刘统勋到刘墉，佟氏一门直至隆科多，李永芳的后人李侍尧，阿克敦到阿桂，等等，满朝都是亲戚，反倒是人家和珅像个平民中堂。

那么为什么明朝鲜有朱姓大臣、皇亲国戚参政呢？

这还要拜朱棣同志所赐。

其实朱元璋一开始的意思是，外姓文臣辅佐他孙子，同姓亲戚在边疆带兵。但是朱棣同学除了保卫边境，还干了一件事，造反。造完反之后，朱棣又担心他的兄弟们效仿他，于是乎将诸位藩王的兵权一一解除，这样，藩王就成了一个个土财主。

历朝对待宗室方法不同，汉晋的藩王裂土临民，犹如独立藩国；唐宋宗室不封国，但是取其贤能者策名仕籍、自致功业。唯有明代，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且不可参合四民之业（即士农工商），并能世袭罔替。

既然不让亲戚干活儿，总得有人干活吧，所以，科举制度就成了明朝政府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

所谓上行下效，中央的人都是科举出来的，地方必然也重视科举。而自古至今，皇权是不下县的，再怎么集权也无法将中央权力的触须伸到大明朝的边边角角，这就需要有一拨人承上启下，而士绅，就是这拨人。

他们同样出身科举，思想上有文化，懂“忠孝”之道，不会三天两头造反；经济上那个年代能念书的都不会太穷；政治上中央再给他们配上特权，妥妥的三位一体中央政权代言人，换句话说就是土皇帝。

而所谓的封建统治，就是由一个大皇帝，内阁、太监里的几个中皇帝，地方千万个土皇帝构成的。

而现在，李自成追赃追到了他们的头上，这就叫找死。

例如，追赃地域范围扩大化后，大顺军在济宁开始追赃运动，先是当地的知府、知县，然后就是勒索士绅、地主。于是，部分逃出城的士绅开始集结力量，对济宁城进行包围。没过多久，留在城中的士绅“密传四关乡兵头目与城中士兵之解事者”，与城外里应外合，全歼了济宁城大顺军。

成功后的士绅们祭奠了崇祯皇帝，举起忠义的大旗，传檄各路，使得一时间山东各地云起响应，明朝士绅们纷纷杀掉大顺的官员，重新建立起了忠于明朝的政权。

李自成明显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他后来就是死在地方地主武装的手里，他始终不明白的是，造反的初期目标确实是为了推翻老地主，但造反的最终目标则是当一个新地主。而要当新地主，就得维护千千万万小地主的利益。

清朝入关后则吸取了李自成的教训，大量启用前明官员，凡是明朝官员归顺清朝者，在原有官位上晋一级。入关之初，便大开科举，大量录取汉族士人，同时还宣布明朝时士子所取得的功名清政权仍然承认。通过这些手段，清朝快速地拉拢了大批汉族士绅，建立了在北方的统治，从而腾出手来进攻农民军残余力量和南明政权，并最终统一了全国。

好啦，回头继续说李自成。

其实到这会儿，一向低调的李自成也开始有点膨胀了，但是他的膨胀并没有表现在日常行为中。

此时的他已经占了半个中国，却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根据《甲申核真略》记载：李自成在北京时，戴大绒帽，穿天蓝箭衣，与诸将无异。每天早晨起床后，骑马入西华门议事，头上戴的不是方巾就是白绒帽，无冠冕，没有仪仗队，只有四五骑前导。他与将领、大臣议事，牛金星、刘宗敏等二十余人均跟他平起平坐，凡遇到有争议的大事，都是诸将商量着来办。

在这会儿他能够做到这般，着实不易，但是仍然不够。因为他的膨胀，体现在无视北京民不聊生的现状、轻视明军未降将领以及不重视关外的庞大力量。而他之所以膨胀，是因为此时捧他的人实在太多了。

三月二十六日，原明朝投降的官员联名上书李自成，劝李自成称帝，文书中称：

“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徳。”

当日，刘宗敏率众武将，牛金星率众文官也上表劝进。

李自成不允。

进入四月后，诸将劝进更为猛烈。

四月初三、初六，牛金星、宋献策先后两次上表劝进，李自成不允；四月初九，牛金星等以大位未正、事有中变为由再劝李自成，并召集群臣商议议登基礼仪，以鸿胪官彩排登基仪式，改大明门为大顺门，更定大顺会典，定于四月十七日即帝位。

当天，大顺军中唯一头脑冷静的将军李岩上书李自成，陈说四事：

一是让李自成先住进大内，再讨论登基大典的事情；二是停止追赃，对在战乱中逃难的明朝官员进行分类甄别；三是各营兵马在城外集结，随时待命；四是尽快派人招抚吴三桂。

李自成批复知道了，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与此同时，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登基大典，李自成以追赃所得犒赏三军，将校每人得银百两，士卒每人得银十两、布十二丈。除了官方发的，基层士兵也发挥主观能动性，仗着手中有刀抢劫民财，即：

“腰缠既富，人多乡井之思，绝无赴敌之气”。

士兵都这样了，当官的自然也得潇洒一把。诸将大都占了原先京城大户的房产，追赃又得了不少钱财，天天抱着妹子喝酒、赏舞，谁也没预见即将到来的战争。

战争？哪里会有战争呢？

李自成和大顺将领们可能都忘了，此时张献忠正在攻占四川，史可法正在南京练兵，左良玉在湖北观望，多尔衮也在关外磨刀霍霍。

且慢，差点忘了说最重要的一位，山海关的吴三桂。

后来引发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被追赃的人群中一个退休老头，他的名字叫吴襄。

吴襄本是辽东军基层的小军官，因为其天生勇猛，又能够相马、养马，被当时的宁远伯李成梁看重，派他担任购办战马的职务，升为千总。

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唯独负责收拢战场马匹的吴襄于兵败后夺得后金军战马三百匹，诸将兵败获罪，吴襄独得褒奖。

受到褒奖的吴襄名声大噪，而此时李成梁已死，失去靠山的吴襄决定先考个功名。天启二年，吴襄以宁远卫籍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得中壬戌科武进士，算是进入了科班。

回到辽东后，恰逢当时的朝廷派太监高起潜在辽东军中任监军，监督宁锦军务。吴襄一心依附这位通天人物，送钱、送地、送珠宝，除了女人，能送的都送了。高起潜一高兴，就认为了吴三桂为义子。

认完太监亲家，吴襄又开始忙活自己的亲事。

宁远祖氏是雄踞辽西走廊的将门望族，是李成梁辽东军的重要股东之一，祖大寿的父亲祖承训就曾跟着李如松去朝鲜抗倭。祖大寿接班后，更是平步青云，其兄弟祖大乐、祖大成、祖大弼，子侄祖泽远、祖泽沛、祖泽盛、祖泽法、祖泽润、祖可法等，都是上自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的各级军官，分驻宁远、大凌河、锦州诸城。家族麾下直属辽东军两万人，都是精锐骑兵。

这么牛的人物，吴襄自然是想攀附一下。吴襄的大老婆、也就是吴三桂的生母死后，吴襄奉旨调进北京，娶了祖大寿的妹妹为续弦。就这样，吴襄成为祖大寿的妹夫，吴三桂成了祖大寿的外甥。

祖、吴两家的联姻，使吴襄、吴三桂父子找到了坚强的靠山，也使祖氏家族的势力更加壮大。吴三桂在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等的教诲和影响下，既学文，又学武，不到二十岁就考中武举，从此跟随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开始他的军旅生涯。

吴三桂，字长伯，号月所，辽东籍户口，祖籍江苏省高邮市。

他初次崭露头角，是平定孔有德的山东叛乱。此时的吴襄因为大凌河战役失利、祖大寿投降，被直隶巡按王道直上疏弹劾。多亏了吴三桂的太监干爹高起潜帮忙说话，崇祯才没有斩杀吴襄，只是让他戴罪立功。

山东叛乱爆发后，崇祯帝下诏，命总监太监高起潜率总兵官金国奇、副将祖大弼数万人马，前往山东平叛，并特许吴襄随军出征，戴罪立功，吴三桂也在军中。

辽东兵奉命征讨叛军，几次战斗连奏捷报，迫使孔有德退守登州。辽东兵乘胜前进，将登州包围起来。孔有德率骑兵千余，从西、北二门出击。余骑从南门出击，其余步兵各持火箭尾随骑兵蜂拥而前。吴襄与众将分头迎敌，以吴三桂尤其凶猛，一直截击砍杀叛军至西北城下，杀敌无数，叛军从夹道退逃城内。

战后，高起潜为吴氏父子题奏报功，崇祯于十一月恢复了吴襄的总兵官职务。

当年年底，孔有德又组织一次大规模突围，高起潜和吴襄亲率众将扼守要冲，截击拼死突围的叛军。经激烈拼杀，叛军不敌，又败回城中。之后，孔有德率军从海上逃走，投奔后金。吴襄等率军乘势收复登州。

山东平叛一役过后，因为吴襄作战英勇，加上高起潜大力提携，使他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被授为都督同知、驻守宁远总兵官。

崇祯七年七月，皇太极征伐察哈尔，崇祯命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军二万，分道西援大同，结果打了败仗。十二月，朝廷以“拥兵不进”罪名将两人下狱。吴襄进监狱后，吴三桂承袭了父亲的职务，宁远总兵。

之后，吴襄就一直在监狱里呆着。直到崇祯十六年，朝廷里能打的一众猛人，像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祖大寿或死或降，崇祯又想起了已经被关了九年的吴襄。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崇祯把吴襄从监狱里捞出来，提升他为正一品中军府都督，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虽说崇祯任命吴襄为都督，却并没有让吴襄去外地领兵，一直把他圈在北京。

而崇祯封吴三桂的这个“平西伯”，也是有深意的。当时吴三桂镇守的宁远，在北京东侧，要封爵，也应该是“平东伯”。崇祯之所以封平西伯，就是为了让吴三桂去西边镇压大顺军。

而此时吴三桂的官职是：钦差镇守宁远中左中右等处地方团练总兵官，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换句话说，此时关外所有的明军都归吴三桂管理，其辖精兵四万，为辽东军最后的精锐，这一年吴三桂只有32岁。

就在崇祯封爵的当月，蓟辽总督王永吉等上疏提出放弃关外宁远等城，调宁远总兵守山海关。崇祯在中左门召见吴襄，征询弃宁远守山海关之策。

吴襄竭力反对，认为朝廷主动“弃地二百里与敌”是大错，不可取。

这是一幕很无奈的场景。

首先，作为皇帝的崇祯，要调动吴三桂的军队，只能先征求吴襄的意见。也就是说，现在的崇祯只能以吴襄作为筹码挟制吴三桂，要想调动是不太可能了。

其次，吴襄也不傻，他之所以反对，并非弃地的原因，而是为儿子保存政治资本。此时的李自成已经占领了整个山西，京城岌岌可危，如果把吴三桂的军队弄回来，一定会拼个血本无归。而皇太极刚刚死，关外很消停，让儿子在那里拥兵自重，作为将来政治投机的资本。

其实从吴氏父子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人家的选择也在常理之中。

在崇祯十六年这个节点，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老上司洪承畴、哥哥吴三凤、表兄弟祖可法、好友张存仁都在清朝那边，而且吴氏家族在宁远有大量的田产、家私，让他舍弃亲情、友情、资产而回北京守城，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崇祯十七年二月，眼看大顺军就要打进北京城了，崇祯急调吴三桂回京，吴三桂虽然出兵，但日行十里，以龟速前进。到达丰润时，听说北京陷落，就率军返回了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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