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薛涛的纪念馆，现在在府南河旁，四川大学隔壁。古时大约要从成都东门出城八九里。在我很小的时候，这里就叫作望江公园。望江公园从清嘉庆年间，开始营造薛涛故居，建了吟诗楼、浣笺亭、枇杷门巷、薛涛坟，发展成现在的望江公园。当年这里种竹一百八十亩，至今仍是成都公园中竹林最多最幽之处。我已许久未去了，小时候，倒是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去春游，去公园前面锦江看划龙舟。最后一次，是陪朋友前往参观。现在的望江公园已是一个喧嚣的旅游地，各种小吃、杂耍、游戏、打靶、儿童乐园齐聚在那里，好不热闹。碧鸡坊不知何处去，此地只余碧鸡园。（该碧鸡园是一餐厅，麻将、茶水不亦乐乎）让我无言以对朋友。我只好说：小时候我来时，这里除了满院的竹子，就只有一幅长联和一口井。

据称当年薛涛就在这里自己汲井水，以制书笺所用。薛涛一生虽被视为下贱，内心却是出世的风雅高人。尤其是理想爱情幻灭之后，她更是寄情诗韵，裁书制笺，吟诗写字，自成一个小世界。她制作的深红松花小笺，被命名为薛涛笺。这口井，我小时候每每从上下望，觉得与我家大院中的那口深井，别无不同。但据说此井中的水质甘洌、清澈，大大优于公园外的锦江江水，所以被薛涛用来制笺。我于一九九九年买了一本四川旅游总览，发现里面写到望江公园时，只字不提诗人薛涛。提到薛涛井时，也支支吾吾。最后索性说这口井是蜀王府所用。此井原名玉津井，康熙三年，已在此立碑“薛涛井”。到底是否薛涛用过此井，史实一直存疑，在我看来也不重要。因为在成都人心中，这里就是象征着薛涛汲水制笺之地。不久前看见王增辉先生《为成都望江公园正名》一文，才知道虽然公园旧址一直是纪念薛涛，但解放后才正式命名公园为望江公园。这就奇怪了，这些纪念性建筑，包括园中那些著名的槛联，都是围绕着薛涛而设，但为什么不直接命名为薛涛公园呢？我想在这些命名者、撰写人眼中，薛涛不过是一个歌伎（伎又或容易演变为妓），提起来会影响成都这个文化名城的形象吧。现今成都正在打造诗歌之城的“文化名片”，在杜甫草堂斥资修建诗歌大道，却并不见将成都另一诗歌遗址薛涛纪念馆“炒作”一下。事实上，杜甫在成都居住不过四年而已，根本不是成都人。薛涛却终其一生在成都居住，并老死在成都浣花溪，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可见即便时代进步至二十一世纪，在对男女诗人的待遇上，以阶级划分的势利眼也并不少。薛涛生前与成都历届最高地方官（相当于成都市长吧）都有诗文往来，这些当权者都非常看重她，而现在的地方官员显然不如古代官僚那样重文重才，又或因某些意识形态作怪，因此才对薛涛旧址乃至望江公园不够重视。

薛涛诗笺

作者:薛涛/校注张篷舟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1

清代曾作过绵竹知县的诗人伍生辉曾撰一幅名联：

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第？

大江横曲槛，占一楼风月，要平分公部草堂。

伍生辉的这幅长联是对薛涛评价最高的，他甚至将薛涛与杜甫相提并论，让他们平分秋色。这就让许多人不能接受了。所以曾有人擅自作主把他的末一句改为“隔邻有工部草堂”。在后来补书的对联中，“枇杷门第”都被改为“枇杷门巷”，“第”“巷”一字之差，却代表了对薛涛的褒贬程度。“门第”是旧时官宦人家居住之地。伍生辉有意用门第二字，是将“女校书”作为对女诗人的尊号；而门巷二字，则是代表了视薛涛为“乐伎”的观点。这就有如关于薛涛是否是乐伎的争论，千古不息。正方反方的观点好像都是要说明同一个问题：如果她不是乐伎，则名声清白，可以享受著名女诗人待遇；如果是乐伎身份，则其人其诗都有了历史污点，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女校书”就不是一个职称而是妓女代名词；枇杷也只是门巷而不敢称门第；望江公园也不能如杜甫草堂一样，让女诗人专名。这几乎就是所有千百年来有“历史污点”的中国女诗人、女画家的共同待遇：由于“生活作风问题”，她们连人带作品都被轻视、被遮蔽、被弱化、被消解了。如果没有国学大师陈寅恪为一个歌伎柳如是作传，也许现在根本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女诗人柳如是。而林语堂早就在《中国人》一书中赞扬薛涛、柳如是等女诗人“代表了中国知识女性的历史”，她们是“中国古代解放了的女性”。

望江公园里，还有一幅长联，那是少小时候就经常读的：

此间寻校书香冢白杨中，问他旧日风流，汲来古井余芬，一样渡名桃叶好；

西去接工部草堂秋水外，同是天涯沦落，自有浣签留韵，不妨诗让杜陵多。

薛涛和杜甫，这两个成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男女诗人，所居一东一西，颇有意味。成都向来是东贫西贵，看来，从风水学角度而言，薛涛也注定了不仅仅“诗让杜陵多”。现在的望江公园，像一个大庙会，而杜甫草堂，却作为成都打造文化名城的重要名片，被显赫地加以重点保护和修缮。前不久，为了修一条诗歌大道，更是请来名家，为杜甫重塑雕像。新塑的雕像，一改旧日杜甫枯廋的形状，使其略为丰润了些许；带了点贵相。长联中，写得准确的，除了最后一句外，当属“同是天涯沦落”这一句。想当年，杜甫住在成都城西草堂。那时，成都的风水也尚未转到西边。当时的草堂，哪里如得现在？也不能是几进几园了，想来也就是几间茅屋吧？被秋风所破时，还得受小儿之欺负；确是一沦落形象。当时处境，旧日风流，堪与薛涛比较。

前两天，碰到一位电影学院的女孩梅雯，她谈到去望江公园造访薛涛的感受。她尤其对公园把薛涛和与她交往的男诗人的画像，并列在一起，大为不满；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暗示性的东西，好象薛涛是因了与他们的关系，才得以流传下来。这原本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古以来，女诗人在文学史上留存下来的，本来就不多。剩下的几位，除了才华被忽视之外，还常常被进行道德审判。或是被指为荡妇，或是被指为贞节不保。就连受人推崇的李清照，也因晚年曾经改嫁，被一些文学卫道士横加指责。最后传世下来的女诗人，则横竖要被扯进与男诗人的关系之中，好像是因与男人的依附关系，她们才得以在史上留名。薛涛一生追求自由爱情，希望能享受平等的自主的婚姻，在她那个时代，这种爱情观也许太超前。但在今人眼中看去，她已经足够坚贞，为了一个不甚珍惜她的男人元稹，苦恋了终身。薛涛晚年着女道士冠服，以坚其志，也是当得的。但最终在世人和历史的眼中，她还是一朝为伎，终身成妓。其诗其人，都被这一形象固定了。连“女校书”这样一个工作职称，后来也曾被当成了妓女的暗喻，用在一些无聊文人的作品里。

据传薛涛八九岁时，就能作诗。其父对着家中一株梧桐树，口占两句：“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让薛涛续作。薛涛应声而接：“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其父不乐，认为此句不祥。我想：这也许是后人附会的吧。古人作诗避讖，后人则往往以结果来进行反推，当然能找到中谶之句。这个传说，只能说明薛涛是个神童。要是在当代，早就被媒体狠狠地炒作了一番。但是在那个时代，她作为女性神童，注定走上一条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相悖的道路。薛涛年少即丧父，她承担起了家庭责任，为了奉养寡母，成为乐伎。虽二十岁即脱乐藉，却一生被当作妓女。后来，她又被赏识她的西川节度使推荐为校书；虽未获批准，却以“女校书”之名声名远播。薛涛一生，共经历了十一任四川节度史。每一任中，她都出入其幕府，议事作诗；差不多也算一个不在编的地方官员，或政府的公关人士吧。薛涛要是活在当世，肯定也能混上个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一类的官职。因为看起来，她的性格和作派，还是比较能够在官场上混。但在当时，她最多也只能混个表面风光，亦即以女性之身，得以与当世诗人名流们，公开地应酬唱和，赋诗作画，来往密切。

翟永明的诗

作者:翟永明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4

史称：薛涛通音律，精诗词，多文采，著有诗集《锦江集》五卷，一生著诗五百余首。可惜，大多散失，仅存明刻《薛涛诗》一卷。但绕是如此，她的诗，也算是唐代女诗人中存诗之最。我想，的确因为薛涛当时与同代的男诗人们交往甚多，互相唱和、赠诗、交流作品，所以她的诗歌，比其他女诗人更多地为世人所认识和流传。

世人都爱薛涛与元稹的唱和诗，我独爱她的《筹边楼》。

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叙事，全诗大开大阖，气象万千：

“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十四州”

何等的开阔视野，岂是一般人的胸襟！想来正是因为她多年在幕府进出，且得以与地方官员议事，又曾被罚至松州偏远之地的原因，使得她身上具有一般深居闺阁的良家女子所没有的壮志和霸气。诗中那筹边楼，正是在从成都去松州（今松潘县）的路上，属羌族地区。唐时，为抗击吐蕃、南诏（想来便是如今阿坝、甘孜一带的藏区吧）而建。薛涛显见得对那一带的风土人情、边塞气概、兵家常识，了然于胸。同时，也对唐时边将统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有所讽谏。所以才会写下“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这样有远见、有卓识、有反省、有用兵之气魄的诗句来。正是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