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献中，与剪纸相关的史料按其民俗文化功能大致可分为岁时习俗、历史传说、医用与巫俗三种类型。其中，岁时习俗类剪纸史料最为丰富，涉及的文献范围较广。此类史料与早期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是当时日常生活中剪纸使用情况的真实记录。另外两类剪纸史料则体现的是与日常生活不同的另一方面，剪纸成为了当时人们某种需求的载体而被使用。古代文献中的剪纸史料，是早期剪纸艺术与当下活态剪纸艺术之间的纽带，是探寻剪纸艺术从古传承发展至今的重要材料。通过史料看到古代百姓生活中剪纸的形态、使用方式及功能，讨论其背后的民俗内涵，是研究中国剪纸艺术的重要途径。

剪纸史料岁时习俗历史传说医用与巫俗

中国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现存最早的剪纸实物是年至年先后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北区古墓中出土的一批剪纸，其中年代最早可追溯至北朝时期。这批出土剪纸的形制除一幅长条形人胜剪纸外，其余都为圆形团花（部分有残损），均为陪葬品[1]。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中先后出土了两批唐代剪纸实物，根据谢生保对敦煌莫高窟出土这两批剪纸的整理可知，第一批为莫高窟藏经洞（今编第17窟）出土的与佛教文化相关的剪纸，第二批为莫高窟北区瘗窟出土的9件剪纸[2]。以上是中国早期剪纸的实证，在今天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在使用着剪纸，并在对曾经的丝绸之路沿线考察时可发现仍有剪纸的身影。中国早期剪纸艺术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其发展状况及内在联系只有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才可知晓。所以，本文将从中国古代文献入手，搜集和整理其中的剪纸史料，为研究古代习俗生活中剪纸的状态，寻找不同时代的文化线索之间的关联性。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剪纸史料的内容大致有以下三类：

一、岁时习俗类剪纸史料

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是现知最早记录民俗生活中使用剪彩情况的笔记类文献，也是学界使用较为频繁的剪纸史料。文中详细记载了一年中使用剪彩的时间和具体形式，如：“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贴宜春二字。”“五月五日……今人以艾为虎形，或翦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3]等。但在此文献中未见“剪纸”一词，均使用“剪彩”。通过对其内容分析可知，剪彩与现在的剪纸含义相符。“彩”即为丝织品的总称，虽然这一时期纸已在社会中被广泛使用，但在文献中并未有明确说明剪彩使用的材料为纸，故当时剪彩所用的材料应为丝织品或纸。魏晋时期非常重视人日这一节俗，开始有“人日剪彩为人胜”的风俗。《荆楚岁时记》中提到，当时的人胜是剪彩或镂金箔而成的人形图案，可贴于屏风之上，也可戴于头上，是作为一种新年的装饰，这也显示出中国剪纸艺术早期的使用与张贴方式。华胜最早为汉代时流行的一种首饰，在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释首饰》中写道：“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则胜。蔽发前为饰也”[4]。魏晋以前未见有人形华胜，故人形华胜的出现应该与晋代兴盛的人日风俗密切相关。魏晋时延续了汉代立春之日服青帻、立青幡的习俗，《后汉书志》中记载道：“立春之日……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5]“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6]可以看出，立春日服青帻、立青幡的习俗在汉代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这是一种官方行为，这与《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的“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还是不一样的。首先，魏晋时期立春日剪彩已为一种民间的民俗活动；其次，在色彩的使用上和造型方面，也较前朝更加丰富；最后，汉代时这种官方行为针对的是文武百官，均为男性，而到了魏晋时期，这种节日时的装饰也出现在女性的发簪宝钗之上。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除了记录了日常生活和节俗中剪纸的情况，还记录了在宗教活动中所使用的剪纸。“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仙。按盂兰盆经云，有七叶功德，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盖由此也。……故后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7]。说明在农历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时，当时人们会使用剪彩来装饰佛堂，并且工艺十分精妙细致。除此之外，在晋时的《范汪集·新野四居别传》中记载道：“家以剪佛华为叶”[8]，隋代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也提到：农历二月初八佛诞日刻镂锦彩[9]，以此用以礼佛。虽然当时用来礼佛的剪彩实物已不可见，但是通过这些文献史料非常清楚地知道当时在佛事活动中使用剪纸的情况。

唐代时民间延续了前朝立春之日剪彩为幡的习俗，在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提到：“北朝妇人，……立春进春书，以青绘为只（帜），刻龙像衔之，或为虾蟆；……”[10]在查阅唐代的相关文献时，笔者发现从这一时期开始，文献中多出现“纸钱”一词。根据唐代封演编撰的笔记类小说集——《封氏闻见记》中关于纸钱的描述：“纸钱：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纸钱。……今纸钱则皆烧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11]。从中可知，汉末魏晋时期开始用纸钱代替瘗钱，在唐代的丧俗中用的是凿制的纸钱来为死者送葬，并且在丧事结束后会将纸钱焚烧，而不是埋于墓中。叶寘在《爱日斋丛抄》中写道：“予观洪庆善《杜诗辨证》载‘文宗备问’云：‘南齐废帝东昏侯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至唐盛行其事。……’”[12]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后世很多学者的认同，如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的“纸钱”条中写道：“封演，唐德宗时人，去六朝未远，所见必非无据，则纸钱之起于魏、晋无疑也”[13]。杨宽在其《纸冥器的起源》一文中分析了以上文献资料，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丧祭活动中开始使用纸钱，他提出三点原因：一是纸制明器较陶瓷制明器或木制明器更为简便；二是魏晋时钱币紧缺，没有多余钱币埋于墓中；三是佛教道教传播日益广泛，纸冥器的使用与佛教的火葬有关[14]。也有学者反对这一观点，认为纸钱始于唐代。宋代戴埴《鼠璞》中“寓钱”条云：“唐王玙传载汉来皆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寓钱。王玙乃用于祠祭。……汉之瘗钱，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纸寓钱，亦明器也。”[15]宋代黎靖德所辑的《朱子语类》中写道：“纸钱起于玄宗时王玙”[16]。可以确定的是，在唐代祭奠祖先和神灵时，已在大量使用纸钱，并且纸钱是剪制或凿制的。

宋代时剪纸史料日益丰富，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中记录了许多日常生活和风俗节日中的剪纸，如：剪年幡、剪春胜、剪春花、剪华胜、剪灯花等等。[17]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专门以剪纸为业的手工艺者，在《东京梦华录》《志雅堂杂钞》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东角楼街巷”中写道：“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18]、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19]周密的《志雅堂杂钞》中也写道：“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原有俞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于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人。于是独擅一时之誉，今亦不复有此矣”。[20]其中除了写道当时街上有剪花样的人，还提到了一位名叫俞敬之的剪纸艺人，专门剪刻名家的书法作品。除了前文中提到的使用剪纸的内容外，《东京梦华录》中还记录了立秋时人们使用剪纸的情况：“立秋：立秋日，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戴之”。[21]吴自牧的《梦粱录》中也记载了相关内容：“七月（立秋附）：……都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髩[22]边，以应时序”。[23]在查阅相关文献可知，立秋剪楸叶的习俗从唐代就开始了，如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如下内容：“楸叶大而早脱，故谓之楸；榎叶小而早秀，故谓之榎。唐时立秋日，京师卖楸叶，妇女、儿童剪花戴之，取秋意也”[24]。这个习俗之后一直延续着，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中写道：“立秋之日，男女咸戴楸叶以应时序。或以石楠红叶剪刻花瓣，扑插鬓边，或以秋水吞赤小豆七粒”。[25]说明当时除了延续了立秋戴楸叶的习俗外，也出现了剪刻石楠红叶的情况。清代也有相关记载，如孔尚任在《节序同风录》中提到：“立秋：男女皆戴楸叶，巧者裁成花样”[26]。所以，古代人在进行剪纸活动时除了使用纸和丝帛以外，还会使用树叶、花瓣等，类似于今天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用桦树皮进行剪刻的情况。

　　宋代的剪纸艺术还体现在花灯上，周密在《武林旧事》的“灯品”一条中写道：“灯品至多，……外此有五色蜡纸，菩提叶，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又有深闺巧娃，剪纸而成，尤为精妙。又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遂以黄草布剪镂，加之点染，与竹无异，凡两日，百盏已进御矣”[27]。元代也一直延续了年节时使用花灯的习俗。元代谢宗可的《走马灯》一诗中对走马灯有非常形象地描述：“飚轮拥骑驾炎精，飞绕人间不夜城。风鬣追星低弄影，霜蹄逐电去无声。秦军夜溃咸阳火，吴炬宵驰赤壁兵。更忆雕鞍年少客，章台踏碎月华明”[28]。可见当时花灯的制作技艺已十分精湛。

根据清代赵翼的《陔余丛考》中的记载，元代时出现了一种雨天时悬挂的剪纸——扫晴娘：吴俗，久雨后，闺阁中有剪纸为女形，手持一帚，悬檐下，以祈晴，谓之扫晴娘。按元初李俊民有《扫晴娘》诗：“卷袖搴裳手持帚，挂向阴空便摇手”。[29]明代时扫晴娘在民间依然盛行，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写道：“雨久，以白纸作妇人首，剪红绿纸衣之，以笤菷苗缚小帚，令携之，竿悬簷际，曰扫晴娘”[30]。可以看出，在明代扫晴娘的色彩更为丰富，是用红绿纸剪制而成。直到今天，在中国很多地区还保留着雨天剪扫晴娘的习俗。

从元代起，文献中已不见“剪春幡”“人日剪彩”等习俗的记录了。明代时亦是如此，仅见于元宵节时“剪纸为灯”[31]、十月时“剪纸送寒衣”[32]等民俗节日中。清代出现了大量的生活民俗类剪纸史料，如顾禄的《清嘉录》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一种张贴在门楣上的剪纸——欢乐图[33]；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中记录了端阳节用彩纸剪葫芦贴于门上以泻毒气的风俗[34]；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写道重阳节剪五色彩旗的内容[35]；等等。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时代，距离现在更近，也有了利于剪纸实物保存的条件。在上世纪的文化普查过程中，仍发现了不少清代的民间剪纸作品，大部分都被收藏和保存下来，这是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民间剪纸艺术非常宝贵的材料。

二、历史传说类剪纸史料

现在的研究者普遍认同将黄老道家著作《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关于周成王“桐叶封弟”[36]的故事视为中国剪纸艺术的雏形，历代有很多学者对此传说故事产生了异议。如唐代柳宗元在其《诂训柳先生文集》中就专门写了一篇“桐叶封弟辨”[37]，他从周公行事的不合理性推论出这一故事的非真实性。他这一观点，对后世学界影响较大，有许多学者从多个角度来讨论这一故事的真实性。暂且抛开这一故事的真实性不谈，本文单从故事中写到的“削（剪[38]）桐叶为圭”这一小部分来讨论。细读原文可知，最早在《吕氏春秋》中并未使用“剪”字或“削”字，而使用的是“援”字。到了汉代的《史记》和《说苑》中，才出现了现在我们较为熟知的“剪（削）桐叶以为圭”的说法。这一变化的出现，与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说文解字注》中关于“援”的解释为“援者，引也”[39]。其基本字义为“牵引、帮助、引用、执”等，并无削、剪之意。“剪”字最早是在《玉篇·羽部》中有所提及：“翦，羽生也，采羽也，齐断也，俗作剪。”[40]而“剪”字由“前”字发展而来，《说文解字注》对“前”字的解释为：“翦者，前也。前者，断齐也。”[41]《说文解字注》中也有关于“削”字的解释：“削，鞞也。一曰析也。从刀、肖声。”[42]再结合考古资料可知，现存最早的剪刀为广州淘金坑发现的西汉早期的“∝”型铁质剪刀。[43]并且，从圭的形制上分析，古代的圭分为平首圭和尖首圭两种。[44]桐叶尺寸偏大，汉代时由于出现了剪刀，人们生活中慢慢有了剪裁的行为，很有可能在故事传播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加工和演绎，认为“以桐叶为圭”需通过剪裁的手段来实现，所以到了汉代时才会由“援”演变成“剪（削）”。这仅为笔者大胆推测，仅供参考。所以从以上分析结合可猜测，这一变化的产生是在该故事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受到了当时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将其予以加工演绎的结果。王贵生在其《剪纸民俗的文化阐释》一书中认为汉代形成“剪桐叶”之说，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汉代出现了剪削铁器并且被广泛运用在生活之中，同时民间开始也出现许多与“剪削”有关的故事，所以“削桐叶”“剪桐叶”的说法流传地日益深广。在结论处，他也提到不可将剪裁的历史断定为剪纸的历史，也不能将“桐叶封弟”的传说故事完全看做为剪纸的历史源流，需要将剪裁与造纸术、纸花民俗等内容相结合，才有可能辨识出剪纸艺术的源流。[45]

另一个传说故事也常被引用作为剪纸起源的又一例证，讲的是汉武帝思念死去的李夫人心切，请方士将李夫人的影子现于帷帐之上，以解相思之苦。这一故事除了常被看做是剪纸的起源外，也被视作是皮影戏的起源。《汉书·外戚传》中记载了这段故事：“其后上以夫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廼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46]。晋时干宝的《搜神记》中也记录了这一故事[47]，其内容与《汉书》中的基本一致。在汉代及之前，方术在皇家贵族中十分盛行，到汉武帝时更盛。顾颉刚先生认为方士方术在当时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为时代的压迫，现实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希望寻求出路；二是思想的解放，战国时旧制度旧信仰被瓦解，新思想出现了[48]。也有学者认为方士是汉代小说的主要创作者，张衡的《西京赋》中写道：“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李善注：“汉书曰，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49]此文献内容意为最早的小说始于方士虞初。张兴杰认为方士创作小说的原因是满足帝王贵族的需求以得到他们的信任[50]。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个信息，即方士与古代小说的关系，那么汉武帝思念李夫人的故事也不无出于方士之手的可能性。再者，北宋高承在《事物纪原》中的“影戏”条云：“故老相承，言影戏之原，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51]都认为此故事为影戏的起源，史料中并未说明李夫人的影子是用何种材料制作而成，或是由真人化妆扮演的。所以将此传说故事视为剪纸的起源，有所不妥。但此处出现的用人物影子来作为该人物的代表的方式，与后世剪纸艺术的产生与发展也不全无联系。

三、医用与巫俗类剪纸史料

此类史料也较为丰富，许多类型的文献中都有所涉及。其内容大致为：剪纸可用来布施亡魂，可被施与法术幻化成不同形象，还可用于招魂等。诗人杜甫的《彭衙行》（郃阳县西北有彭衙城）中写道的：“暖汤濯我足，翦纸招我魂”[52]。这一诗句经常被相关研究引用，这也是文献史料中最早出现将剪纸与招魂联系在一起的诗句。在之后诗词中也常出现剪纸招魂的内容，如元代邓雅《玉笥集》中《悼亡》一诗：“凭棺惟洒泪，剪纸莫招魂”。[53]元代郭钰《静思集》中《旅馆怀旧》写道：“天涯剪纸赋招魂，寂寞空斋昼掩门。”[54]明代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中《征妇怨》一诗云：“纸幡剪得招魂去，只向当时送行处。”[55]明代顾潜的《静观堂集》中《承真愚秋汀归田次韵以慰又成二首》云：“埋玉忍将藤束木，招魂欲剪纸为牌”[56]。清代方文《嵞山集》中《赠孙赤玉》诗：“典衣馈药情何笃，剪纸招魂义不轻”[57]。

自宋代起，信仰类文献中出现了与巫俗剪纸相关的内容，如宋代陈葆光的《三洞群仙录》卷七中“葛由刻木，张辞剪纸”条中写道：“时或以纸剪蝴蝶数千枚，以气吹之，成列而飞拍手即下。或一日剪一鹤，以水噀之，俄而飞翥，辞曰：尔先去，我后来。”[58]以及，卷十四的“天师鬼降，真君牛斗”条：“真人遂剪纸化黑牛往斗之，令弟子施岑持剑至其所，……遂奔入城西门外横泉井中，而黑牛复化为纸矣”[59]。释道诚的《释氏要览》中“斋七幡子”条写道：“北俗亡，累七斋日，皆令主斋僧剪纸幡子一首，随纸化之。……以白纸幡子胜幢之相示之。故此人招魂帛，皆用白练，甚合经旨也”[60]。佚名的《急救仙方》中“服纸丸子法”写道：“用鸡子清涂纸上令乾，剪作钱样大丸服之，然后服前件丸散”[61]。元代佚名所撰《法海遗珠》中的“秘符”条写道：“右法附梦，用黄纸剪一童子，背后书符。”[62]以及“起土”条写道：“纸剪八角书符贴外，用猫竹脑一片，长一尺二寸”[63]。明代黄元吉所编的《净明忠孝全书》：“真君乃剪纸化黑牛往斗之，令施岑持剑，俟其斗酣，即挥之，中其股”[64]等等。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列举。以上列出的文献中，剪纸均用于招魂或者与巫术有关。今天我们在调查剪纸的田野考察中，依然可以在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的法事活动中见到剪纸的存在，并且剪纸在其中担任着较为重要的角色，不可或缺。

另外，在古代的医学类文献中也常出现使用剪纸的情况。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中写道：“崔氏断伏连解法：先觅一不开口葫芦。埋入地。取上离日开之。煮取三匙脂粥纳其中。又剪纸钱财将向新冢上。使病儿面向还道”[65]。宋代窦汉卿的《疮疡经验全书》中写道：“小儿遗尿，用红纸剪马四疋，令小儿自安身下，每夜如之”。[66]宋代王衮在《博济方》一书中也写道：“滑胎散：……用臈月兔头脑髓一箇，摊于纸上令匀，候干，剪作符子，于面上书生字一箇”[67]。宋代另一本医书——《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也有剪纸相关的记载：“治小儿顖不合，顖肿顖陷并主之：……右为细末，入青黛一分，同研极匀，每用半钱，用獖猪胆汁调匀。将纸一片，按大小长短，翦一纸花子，摊药在上”[68]。到了明代，医书中关于剪纸的记载更多，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书中多次提到剪纸花，如卷三（上）：“巴豆纸：小儿泄，剪作花，贴眉心。”[69]卷十七（上）：“风气头痛：……德生堂方，用蓖麻油纸剪花，贴太阳亦効。”[70]卷三十五（下）：“风痫诸痰：……慢火熬成膏，入麝香少许，摊在夹棉纸上晒干，剪作纸花，……”[71]朱橚的《普济方》中：“乳香接骨散：……用黄米煮稠粥，量疮大小，剪纸花子摊粥在上，然后将药掺在粥上，热搭在疮处”[72]。王肯堂《证治准绳》谓：“立圣丹：治产难危急者。……以纸花剪如杏叶大，摊上贴脐心”[73]。对以上医学类文献内容分析可知，在当时的很多情况下，剪纸在医用中的使用是带有巫俗色彩的职能，这与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较为普遍的俗信信仰有很大关系。

历代的小说集中也出现了剪纸的内容，剪纸是作为巫术的载体存在于其中。宋代洪迈的《夷坚志》是一部志怪小说集，书中收录了洪迈多年搜集的古今奇闻琐事。宋末周密批评此书“洪景庐志夷坚，贪多务得，不免妄诞，此皆好奇之过也”。[74]但虽如此，书中仍有不少故事反应了当时的现实生活。书中提及剪纸的地方有两处，一为《夷坚乙志》中“蜀州女子”条：“是时郡有陈愈秀才者，从阆中来，善相人，且能以道术却鬼魅。……陈曰：‘欲去何难？吾为汝计。’取纸翦成人形，曰：‘用以驮汝。’乃笑谢而退。是夜，彦质嫂梦一仆夫背负此女来，再拜辞去。”[75]二为《夷坚丙志》中“杨抽马”条：“杨望才，字希吕，蜀州江原人。……或跨骡访人，而托故暂出，系骡其庭，行久不反，骡亦无声，视之、翦纸所为也”[76]。明代罗贯中、冯梦龙根据民间传说以及市井流传的话本整理编成的长篇神魔小说——《平妖传》中也出现了剪纸的相关内容，如：第十三回中的“瘸子剪个纸虎，口中有词，顺风吹去，喝声：“疾！”只见这纸虎扑地跳两跳，便成个黄斑老虎。”第二十回中的“那婆婆把手一招，那鹤便钻进他衣袖中去，取出看时，却是一个纸剪的仙鹤，慌的永儿又拜下去。”第二十六回写的“先生就怀中取出一张纸来，将剪刀在手把纸剪了一个圆圆月儿，用酒滴在月上，喝声“起！”只见纸月望空吹将起去。三个人齐喝彩道：“好！”只见两轮月在天上”[77]等等。清代小说亦是如此，众人熟知的《红楼梦》中也有剪纸内容的出现，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红楼梦通灵遇双真”中写道：马道婆……掏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姨娘，又悄悄的教他道：“把他两个的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验”[78]。此类史料虽为小说故事，其内容的真实性也有待讨论，但仍可从其中看出当时使用剪纸的相关线索。

结语

通过上文中对于剪纸史料的整理与分析可知，岁时习俗类剪纸史料较为丰富，从南朝时期就开始出现在百姓的生活中，其使用时间主要是与岁时节俗相关联，如人日剪彩、立春剪彩、正月十五剪彩为灯、端午节剪彩、寒食节凿纸钱、立秋剪楸叶等等，剪纸作为装饰与寄托成为了当时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历史传说类剪纸史料中讨论的两则经常作为剪纸源起被引用的历史传说故事，将其二者视为剪纸源起是不妥当的。但是否能从中找到更多的与剪纸相关的信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医用与巫俗类剪纸史料受学者